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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风是这片大地上最常见的自然现象。可是万物皆有根源，风却无根源。它从哪里来呢？你知道吗？其实风也是有根源的，就好比树木的根源在地下，我们只有挖开泥土才可以看到，而风是起源于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传说。
那是一个关于人性美好的传说。
有那么一个人，在地方上当官，虽然不算富贵荣华，却也衣食无忧。所以他工作得十分卖力，把地方上管理得井井有条，算是对得起他那点俸禄。
可是后来，这人却渐渐遭到了人们的憎恨。那是因为他管理得太严了，人们犯一点小错都会被抓起来，而那些犯错的地痞流氓更是受到了严厉的管教。众人都认为他这样是白费力气，地痞都依了他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可是他依然不听别人的劝告我行我素。
他的母亲也常常劝告他说：“做官要宽厚待人。有的时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大家才会听从你的领导。”
可是他却说：“娘，如果我真这样的话那岂不乱套了？一个人有错就应该严加管教，如果放纵他他只会继续犯错，最后就改不过来了。”
此后，他更加一意孤行。终于，人们忍不住聚集起来，涌到他家的门前高声呼喊让他离开这里。他满腹委屈，说道：“我是为了大家好，你们为什么要驱赶我，你们庄稼都不收了却来为难我？”
不想人们根本就不听他的辩解，继续高声呼喊，他的声音渐渐淹没在呼喊声中，他走了……
可是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只好漫无目的的走着。不知不觉绕进了一个无名的山谷里。他渐渐回想起以前的一切，不觉悲从中来嚎啕大哭。这哭声响彻天地，树木都背过了身躯，湖水为之结冰，花草为之低头，万物为之震动。忽然，一阵乱风从谷底盘旋而起。这风其实是被惊散的冤魂。这时，他自己的魂魄也离开了躯体，带着极强的怨念化作一阵狂风席卷人间。人间风云突变，树木被刮断压塌了房屋，人们四处逃散，却又无处可躲。天宫都震了三震，神仙也吓坏了，不得不一起出手镇压了他。
过了许久，他安静了下来，看着这些自己一手造成的、无家可归的人们，才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错事。他挣脱了锁链，又一次刮起了一阵风，可是这一次不一样：风是轻柔的。风吹过以后，草发了芽，树木开了花，河里的冰雪也消融了，房屋也修好了，人们的伤也奇迹般地愈合了。
春天来了……
从此这个人就掌管着人间的风云，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就会刮起一阵轻柔的风，使草木复苏，冰雪消融，告诉人们春天来了，不要错过了播种的时期，一年之计在于春。
战争不是电影。
战争是所有的恶集中的体现。
保罗·维利里奥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哲学家和建筑学家，代表性著作有《地堡考古学》《政治与速度》《消失的美学》《维度的危机》《视觉机器》《战争与电影》《解放的速度》《信息炸弹》《巨大的加速器》等。他的理论承袭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和德里达的结构主义，又因从事过教堂玻璃彩绘、建筑设计等工作，故一直关注速度对人类和社会的审美感受和知觉经验所带来的改变。一言以蔽之，维利里奥理论的核心为：速度（又译“竞速”）是人类经验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战争与电影看起来似乎是两个不搭界的论域，但实际上战争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电影工业技术的改进做出铺垫，人们也能从战争题材的电影中宣泄情感，实现社会动员，就连传播学的发轫也离不开二战时期霍夫兰等对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的研究。“获知国家的实质、战争的实质这个问题，与获知感知的实质乃为同一性质的问题。”战争是一种知觉的形式，电影亦是一种知觉，《战争与电影》正是立足于这一的逻辑来研究战争与电影工业之间的互相渗透，探讨军人如何通过运用电影技术以组织战争，并进而探讨了战争形式的演变。
一、速度与战争
要理解本书的论述，必须要了解维利里奥理论体系的核心——“速度”的概念，以及维利里奥为何为如此关注战争这一议题。
在维利里奥的体系中，速度是社会构成的根本，正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的定义一样。在维利里奥看来，人类所有的技术革命归根结底都是速度的提升，交通工具的发展是空间速度的提升，传媒技术的演进是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就连政治制度的变迁实质也是政治组织速度提升。
维利里奥又为何如此关注战争呢？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维利里奥在幼年时期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闪电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创伤也成为了维利里奥学术探索的源头，战争也自然成为他分析当代社会的一个经验对象。维利里奥对战争的诠释与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物质性的理解截然不同。在他的处女作《地堡考古学》中，维利里奥将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总体战争”（total war）和“纯粹战争”（pure war）。总体战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即全民都动员起来为统一的战争目标服务，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军事—工业集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plex）。二战结束以后，战争的形态就演化到了纯粹战争阶段，即不在表现为具体的对立方间大规模冲突（如东西方的大战），而是“军事—工业集合体”试图通过科学技术以缩短战争时间，使战争趋向合法化、无害化。海湾战争就是纯粹战争阶段的典型产物，纯粹战争也就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内生逻辑。从《地堡考古学》中对战争的分说已经可以窥见他对“速度”本体论定义的端倪，从总体战争到纯粹战争的演化实质是速度的提升。速度越快，武器就越能穿透空间打击敌人，战争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也就越少。因此，技术的发展需要服务于提升速度这一终极命题。同时，速度的提升还指向了战争空间的拓展。古代的战争空间局限于临兵列阵的陆地，而“二战”则宣告战争空间中天空的核心地位。时至今日，战争的空间维度还在向海洋、宇宙和赛博空间等多维空间拓展。所以，维利里奥在《地堡考古学》中指出，希特勒注定会灭亡，因为他对速度的理解仅止步于战争空间中的陆地维度。
在维利里奥的论域中，由于总体战争致使所有非战争以外的实存也都不约而同卷入战争的洪流中，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电影。正如《战争与电影》中所言：“一战奠定了一种新样的‘武器系统’，这一系统由战斗的运载工具与摄影机两相混合而构成，实乃经典的‘摄影移动车’的系统化。”
二、知觉后勤学的演绎
后勤学（logistics）是战争组织者运用多种手段对武器、物资和人员进行获取与流通，以为战争做好保障工作。该词出自希腊文，有“精于计算”之意。维利里奥认为，除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后勤学，更要关注“知觉”的后勤。
知觉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整体的认知，人们对空间、时间、运动的感知都属于知觉，视觉、听觉、心象错觉、幻觉也属于知觉。换言之，知觉是一种经验，是人类接触世界、认识世界的起点。在现象学看来，知觉是诸种意识形态中最基础的一种。维利里奥在《战争与电影》中指出，战场即知觉场。“战斗的历史，首先是这些战斗的感知场域之变形的历史。换句话说，战争较少地用功于取得‘物质的’（领土的、经济的……）的胜利，而更多地用功于让感知场域的‘非物质性’做自我调适。”因此，在现代战争中，除了军事后勤学的保障，还需要保证“知觉”的供给，即尽可能多地获知与战争相关的信息，提升这些信息流转、运算的速度，服务于军事决策，以实现“感知场域的自我调适”。
在《战争与电影》中，维利里奥详尽地阐释了一战、二战期间各国是如何运用电影工业技术来调度、保证战争场域中知觉的供给与分配。首先，他分析了“知觉后勤学”在信息侦查中的作用。在电影技术诞生之前，对于战争信息的获取只能依靠肉眼观测、具身侦查、手绘地图等方式。一战爆发以后，由于进入了“总体战争”的阶段，电影技术也被卷入了战争，使得战争观测的清晰度、广度以及观测结果传播的速率都极大提升。因此，“侦察飞行变成了高层指挥部的感知器官，变成了总参谋部的决策者特别依赖的人工义肢。”飞行技术、无线电技术、摄影技术的结合使传统具身侦查被迅速扫到角落，而离身的、媒介化的侦查方式则被奉为圭臬。
知觉后勤学的第二个作用是进行社会动员。维利里奥对以戈培尔为代表的纳粹宣传活动组织方式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分析。他指出，戈培尔所摄制的电影通过对信息选择性地“遮蔽”与“暴露”散播了纳粹组织想要民众所了解的“真相”，从而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电影的内容越是非理性，越是含糊不清，就越具有集体的神秘理论，越富有吸引力。正如本雅明所言，观影有如旅行，把我们自身所处的封闭世界扯得粉碎，在电影的“抛得远远的废墟瓦砾中平静而不无冒险地旅行”。
“知觉后勤学”不仅改变了军人对战争的感知方式，唤起起社会民众对战争正义性的认同，更是使得战争成为了一个虚拟的场域。20世纪的几场大战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离身化、中介化的特点，远程武器威慑替代了军士的赤身肉搏，“影像与声音的战争取代了实物（飞弹,携带功力或强或弱的炸药物的载体…）的战争”。当原子弹投向广岛时，其威力不止于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消灭，爆炸时强烈的声光效果给人们知觉所带来的震撼亦起到了摧毁作用。轰炸机投弹时发出刺耳轰鸣，导弹爆炸时产生的眩光，这些声光幻觉与机动化幻觉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光电技术的谵妄。维利里奥不禁喟叹，战争即电影，电影即战争。
《战争与电影》著于1991年，同年爆发了海湾战争，维利里奥又针对海湾战争写了《沙漠屏幕》一书。在这本书中，维利里奥认为海湾战争就是一场知觉后勤学得以充分运用的战役。这场战争不仅发生于实际的海湾地区，更发生在世界的媒介系统中。海湾战争不仅意味着“海陆空联合作战”的作战样态形成，对赛博空间控制权的争夺成为了战争上制胜的高地，更重要的是这种战争被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直播在全世界所有的电子屏幕上，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民众，包括伊拉克民众，都可以通过电视“实时”观看战争的“现场直播”。维利里奥在《沙漠屏幕》中指出，海湾战争实际上已经是一场“纯粹战争”。自此之后，“军事—工业集合体”（或可言简意赅地理解为国家）不仅要控制媒介，更开始主动与传媒进行“合作”。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通过选择性地“直播”战争场面合法化、正义化了这场战争的本质。一架造成数百人伤亡的飞机坠毁cnn仅给予一分钟的报道时长，而一个美军士兵的死亡则拥有连篇累牍地报道。对于传媒系统对战争的介入，军方则采取了隐形的控制策略，菲亚尔卡（jfialka）就这样描绘道：“记者们坐在高级宾馆的豪华房间里最好的位置上, 或从设在五角大楼东环广播室里那灰色的金属椅子里观看这场战争。”
无独有偶，哈贝马斯在评价海湾战争时，他认为这场战争有三个重要特征———电子和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对战争进程的精密策划，传播媒体史无前例的在场———带来了现代战争方式的重大变革，以及人们对战争知觉方式的改变。如此种种，恰如维利里奥所言，若无电视，海湾战争将从未发生过。战争，不仅是物质性的对抗，也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电影。
三、媒介与战争
实际上，媒介与战争从来不是全然分野的领域。伴随着克里米亚半岛战争而来的现代战争新闻业已形成了“官方许可——新闻检查体系”，学界对此的研究基本上是功能主义视角。总体而言，现代传媒系统之于战争的作用基本有三。首先，通过新闻报道确立战争合法性地位，以塑造正向舆论为宗旨。其次，通过新闻报道实现社会动员，唤起民众对国家强烈的情感。再次，战争新闻报道使得国家与人民的情感联结得以加深，国家不再是纯粹的政权机构，而是体现为一种具有意义和情感的可见物固定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
与前述路径不同，维利里奥则从媒介史的角度考察了媒介技术与战争的互生关系。无论是电视还是视频，它们起初的设计都是用于侦查、探测，随后才变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从《战争与电影》到《沙漠之屏》，媒介对战争的作用从有限“延时”速度向无限“时实”速度转变。在维利里奥的体系中，正是这种“速度”的变化使得媒介所造就的战争生态和战争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发生了质变。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维利里奥则说：“媒介即速度。”
维利里奥认为，军工技术对传媒技术的征用是一种近乎于弥赛亚主义的渗透，即战争技术透过媒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殖民。“从此，电影只不过是一个退化的物种，是军工集团的一个穷亲戚。就这样，一种曾经很像是运动学的前卫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电影，遭遇了毁灭。”2016年巴黎郊区的一起袭警案中，凶手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凶案现场以向“伊斯兰国”效忠；2019年新西兰的枪击案件中，凶手也使用数字技术直播了屠戮现场。血腥与暴力成为社交媒体的景观，视频技术不仅“记录”了罪恶，也使之成为了恐怖主义的“艺术”，让人不寒而栗。如此看来，尽管维利里奥的批判似乎过于激进，体现出一种悲观的末世论色彩，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激进的写作，才使人们警醒“速度”之于人的异化。
当下，媒介的速度又一次发生了质的提升，以致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被不断地被一种动力的、娱乐化的感性所包围与侵蚀，知觉呈现出碎片化的、游离化、波动化的特点，注意力不断地被分化、调节、融合，其“恒常性”与“专注性”不断受到挑战与弱化，以至于被描述为“易受疲劳、分心和外部掌控影响的”。我们所见的战争场面仿佛像影视画面一样虚假，维利里奥则指出，只有这样的“假”才能才能把握到战争真实、残酷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看，海湾战争可以说从未发生过。那依循他的足迹，我们应超越对具体的战争新闻研究。一方面可以继续思考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技术是否会实现对战争的反向殖民？又将如何改变社会的知觉经验？这种改变又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并作用于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从而把“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困惑”指向“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如果一场战争没有被现代传媒系统所报道，那这场战争还算发生过吗？我们足够幸运，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不意味着战争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只是它们没有被普通人所知觉。突然想到一句煽情俗套的大实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于那些没有被“知觉”的战争，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因为有太多的“一些人”被语焉不详于一个短短的新闻通稿，又觉得自己有一些可笑，对于这些不被知觉的战争我们根本无法感同身受，以至于一切的书写都显得太过廉价，与一场表演无异。维利里奥的论述或许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些不被知觉的战争，或者，我们可以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不仅关注那些被报道、被记住的故事，更要去探求那些被遮蔽在角落、湮灭在时间中的每一个个体。
如今，第三次世界大战平息了的我们，文明发展方向何去何从呢？
我静静看着窗外的建筑工地，噪音太大，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大家齐心协力的为了和平发展，愿意奉献一切。
歌者文明外交官张静女士离开地球的时候，特意给地球留下了六个时空之门。
希望我们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善用科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