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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里也不是没有铁铳的,虽然数量少,但是在几十步的距离,枪法好一点还是有致命的威胁的。
冒英奴大声朝后面的衙役喊了一声:“给我打!”
衙役的铁铳和弓箭立即朝对方射击,但是,由于这些衙役平时缺乏指导和有效的训练,准头十分地差,一时铁铳和弓箭都打偏了。
严肃和管虎立即朝身后的树林跑去躲开衙门的射击。
正在双方交换火力的当口,只听一声与其他的枪响都不同的怪异的枪声,“啪!”只见冒英奴大喊一声,扑倒在地。
子弹正中冒英奴的额头,地上马上就留出了汩汩的血水。身边的人探了探他的鼻息,已经断气了。
身后的衙役一看带头的衙役都死掉了,就留下几具尸体,抬着几个受伤的人,惊慌失措地撤出了白虎堂。
不要相信他们说的“忠于朝廷”,忠于某某人。谁也不是傻子。他们都惯常生活在一个假大空的教训和实在的生活之间两层皮的空间中。在保命和忠于朝廷之间,他们肯定会选择前者。
这极准的准头,不用说就知道是卢嘉正的杰作。
原来,管虎下山之前,早已布置好了卢嘉正躲在树林里面的一个隐蔽射击位置。一旦开火,就首先干掉冒英奴。
第二节 严肃和合同法的故事
冒英奴一死,想置严肃于死地的人不存在了,严肃很快就被“释放”了出来。
招安的谈判无论在白虎堂或者在县衙门举行,都不太妥当。为了显示双方都有谈判的诚意,双方约定龟县令和管虎在约莫距离衙门和白虎堂中间点的一个位置单刀赴会。不带随从,也不带武器。
双方对彼此都知根知底,这不能不归功于白虎堂和龟县令在民间信誉和人品的风声。换做是一个吃拿卡要、强占民田、做事不公的县令,或者换做是一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白虎堂大当家的,就谈不上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存在任何信任。
有的时候,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似乎被低估了。在封建朝代的农民起义当中,虽然农民抛家舍业提着脑袋追随起事的人,但是若说谁精神上的压力更大、谁在运筹帷幄的时候更纠结,那肯定是起事的人莫属。所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背后,是更强大的脑神经,承担一旦失败官府会对他们施加灭门甚至族灭的后果。“戚家军”、“岳家军”、“曹军”,之所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是因为别人是看在你的威猛和盛誉的名义上才加入你的军队的。
而群众并没有切实、具体的筹划。他们像一盘散沙。笼络聚合天下人心的,才是主谋者的任务。即使把群众加在一起,称他们为“人民”,也仅仅指的是抽象的“人群”概念,主谋者的意志,才是他们的意志,主谋者的路线,才是他们的路线。从单个个人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反映了抽象的“人民”这一概念的群体的意志。
让抽象的“人民”承受“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盛赞,多少有些过于美誉。我们做一个数学题:领导者的意志等同于抽象的“人民”的意志;“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领导者就等同于“创造历史的动力”。说来说去,就是强调某些顺应历史趋势的个人,才是改变历史的“功臣”。
龟县令和管虎因为身边没有别人,说话开诚布公,敞开地谈。尤其是他们心知肚明,冒英奴是危害一方的恶势力,现在他和他被铲除了,他们身边就不存在他们的眼线扰乱,白虎堂的招安就不会横生枝节。在加上龟县令亮出上级官府的谕令,管虎就不必前怕狼后怕虎,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双方的会晤非常顺利,各自答应回去之后吩咐手下办理好交接等细节。
俄罗斯军队对江东的骚扰一如以往。看见这缺吃少装备的一群俄罗斯年轻人,在他们的军官的驱使之下,到处翻箱倒柜找吃的和值钱的东西,严肃内心有一些恻隐之心。但是,他们和冒英奴还不一样。他们不是一个族类。也许他们杀了中国人,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恻隐之心。而遥远在天边的俄罗斯法律,也不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最多可能就是重重举起、轻轻放下,给他们一点点惩罚了事。
当然他们不会没头脑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中国人视为敌人。一部分臣服了他们的“黄俄罗斯人”,他们会施以恩惠笼络之,一部分他们恩威并重,对于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他们会施加最残忍的手段。
严肃回到大车店,又接到了一波合同法的案件。
其中一个案件是这样,经营一家服装面料店的老板,于这年端午节前后向他的几个接受他供货的裁缝店老板许诺说,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一家店,在端午节前一天,把欠他的货款提前支付,他将给予他们货款打折的优惠。
几家裁缝店老板只有一家老徐,在端午节前几天从他的朋友处借了钱,准备在端午节前一天交给面料店的老板。
结果在端午节前一天,老徐接到了大量的顾客订单,而他如果把借来的钱给面料店老板送过去的话,他手里的余钱无法承担采购面料的费用。但是,他在端午节前两天已经把钱交到一个仆人手中,准备到时候给面料店送过去。
这样,由于老徐疏忽,忘了交代仆人不再把钱送给面料店毛板,导致第二天仆人把钱送到了面料店。
老徐亲自到了面料店,把钱给要了回来。
现在提起诉讼的人是面料店老板老宋,其要求老徐把钱返回给他,并且要求他赔偿损失。
清末,国库空虚,政府也开办了一些博彩业,甚至老百姓可以以科举结果作为赌注。“吕宋票”就是源于菲律宾的彩票,随着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西班牙殖民者把“吕宋票”带到了中国。
清政府把发行彩票看作是“筹款”行为,而非赌博行为,亲自下场发行了政府彩票。
各类民办企业以及外资公司纷纷开始效仿清政府,一时间形成了各种博彩满天飞的景象。各个阶层蠢蠢欲动,十分踊跃地投资购彩,导致在全国各处,可以目睹在街道上的行人、在店铺茶铺的人都在谈论博彩和博彩结果的景象。
老宋是一个标准的博彩迷。他购买的是政府发行的一种彩票。而就在前不久,一个测字算命的算命师告诉他,端午节前后他将迎来一次大转运,如果他购买彩票,运气将非常好,挣来的钱可以够他再置买一间两间店铺的。
老宋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他听信了算命师傅的话,就对这几家欠他货款的裁缝店许下了上述承诺。
事实比较怪异,算命师傅还真说中了,他本来想用裁缝店还的钱押的数字押对了。
所以,在这个民事诉讼中,他还提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诉讼请求:要求他赔偿假如他收到了款项他本可以投资彩票能够挣到的钱。大概有银元200元左右。
严肃接手这个案件之后,真是感到老宋的脑洞“奇妙”无比。
如果是照着正常的经营项目的话,因为老徐的款项没有到位,导致他工期延长、停工停产或者遭受其他损失,这种损失是可以看做是可得利益的“间接损失”。但是这种近乎于无厘头的损失,应该算是正当的“间接损失”吗?
还有,老宋和老徐之间的合同成立了吗?
虽然中国的法律接纳了“要约”、“承诺”(合同法中规定)、“对价”(民法典中规定),但是,纵观中国法律发展历史,尽管此时比彼时“马锡五审判法”的粗糙审判方式已经先进了很多,有长足的进步,某些法律的发条仍然是围绕着“概念”、“原则”打转转。嫁接国外法律(“法律移植”)的时候,被嫁接的法律和我国法律仍然是两层皮,被嫁接的法律的养分没有充分地被我国法律吸收。至少,在很多细枝末节上,是无端遭到忽略的。
要判断老宋和老徐之间的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就要判断要约和承诺的流程是否完全满足。
我国的合同法把offe
a
d accepta
ce称为“要约和承诺”。但是,事实上,合同是一个相互交换“p
omise”(承诺)的过程。除了当场达成合同的情境以外,我们需要考察这两个“p
omise”是否是有效交换的,是否存在co
side
atio
(对价)。
首先发出承诺的是老宋。他答应如果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他将给与裁缝店老板一个折扣优惠。
但是,老徐没有做出相对应的“accepta
ce”。
这就涉及到,在没有通过言语做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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