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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发现赌棍妻子在回答他的问话时，总是把颈部的衣领提上去，似乎要遮盖这个部分不让人看见，便问：
“是不是催债的人对你有什么伤害？”
赌棍妻子回答：
“没有，没有。”她的语调中仍然带着那种惊人的冷静。
“那你把你的衣领放下，让我看看。”
赌棍妻子无奈，让严肃看了一眼。这是一块“井”字形的伤疤。应当是用手抓挠之后的伤口愈合的伤疤。
“请说实话，是不是催债的人干的？”
“不是，是最近蚊子比较多，我自己抓伤的。”
严肃不相信她说的话。
“如果是蚊子叮咬抓伤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条伤痕？”
赌棍妻子没有回答。
严肃在屋内勘察后，又发现在大门后面倚放着几根粗壮的木棍。
“你们用这么多的木棍做什么？”
赌棍妻子回答:
“我们怕追债的人上门行凶，就准备了几根木棍。”
严肃还是不相信。
“你们一个女的，一个孩子，怎么会打得过追债的人？”
赌棍妻子又是无语。
严肃决定把木棍带回衙门，离开赌棍的家。这时候，发现赌棍妻子在送他们离开的时候，腿脚有些瘸跛，便询问她：
“你的腿也是追债的人打伤的吗？”
赌棍妻子似乎想起来她受伤的由来，情绪有些绷不住，冷静的眼神中闪现出几滴泪花：
“是的，是他们上门打的。”
严肃手上拿着被认定是赌棍死前用来击打赌棍的木棒，说道：
“我回衙门就能认定这根木棒上的指纹，然后和所有有作案嫌疑的人的指纹比对，到时候，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这时，赌棍妻子突然情绪崩溃，压抑不住内心的悲伤以及自己的儿子可能被定罪的惶恐，哭了起来：
“老爷，请为我们做主啊，我们不是故意的。”
严肃吩咐身边的人暂时离开，和赌棍妻子和她儿子返回房间，并把门关上，回头低声跟赌棍妻子说道：
“你实话告诉我，到底是谁杀了你男人。”
“老爷，我们不是故意的要杀了他啊。实在是那天他要用刀取我性命啊”
经严肃的盘问，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赌棍因为在外欠账被人追债，回到家里时常对他的妻子施暴。那天因为喝醉了酒，回到家里拿刀要砍这个喋喋絮絮的老婆，但是这个时候，一直早有准备的儿子拿着一个木棍将他打晕。嗣后，两人把他抬到门外从二楼的护栏上面把他丢到临街的地面上。打晕的时候当然赌棍没有死，赌棍是从楼上坠楼之后死亡的。
严肃的判断和事情的经过如出一辙。
严肃以“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法理反复安慰惶恐的赌棍妻子和她儿子，表示，一旦认罪，不过几个月或一年徒刑而已。
可以说严肃的怜悯心过于泛溢。他想出手救他们一把。
这是一个法律教科书上没有的法律伦理问题——是免去赌棍妻子和她孩子的罪刑，还是应当刑当其罪，判处他们徒刑？是随便找一个追债的人，把罪名安在他身上，让他承当死刑之罪罚，还是让赌棍妻子和她孩子承担刑罚？如果是前者，假设这个追债的人以后痛改前非，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甚至是一个统帅千军为国征战的英雄呢？如果是后者，假设她孩子以后不学好，成为一个社会小混混，甚至杀人劫货呢？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歪曲司法，而后者虽然是依法执行刑罚，却有可能断送了一个追求上进、诚实守法的孩子的前程。
严肃把击晕赌棍的木棒带回衙门。他要向衙役门表演一个绝技：提取指纹。
严肃喜欢看推理类的小说，里面有一些简便提取指纹的小技巧。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他召唤几个衙役，作为见证人，用他从长春施医院带回来的一些碘，要把嫌疑人的指纹提取出来。
之所以他能从施医院带回来碘，是因为正值医学上碘“治百病”的时期。用其他的药物不能治疗的病，用碘来治，十有八九都能医治。
严肃用一张白纸提取了木棒上的指纹，将白纸和碘放置在一个玻璃瓶中，在玻璃瓶下面用火加热玻璃瓶。过了一会，白纸上就显出比较清晰的一个指纹。
众衙役非常讶异。
然后，严肃就把这个指纹的形状画在一张白纸上面，留存在案件档案里面。
要救赌棍妻子和孩子的前途，就在此刻。
严肃把几个时常用胁迫手段逼迫赌棍偿债的人，拘押了，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并且让他们按指纹画押。
这样严肃就得到了他们的指纹。
现在只要把在档案里面的指纹换成追债的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指纹，就万事大吉了。
严肃在衙门的厅堂内踱步，思考这个困扰了他很久的伦理问题。最终，他作出了决定。
严肃经过了一个反反复复的观点梳理和思辨过程——树立观点-打倒自己-重新论证观点的合理性-再次打倒，最终在倏忽之间，他明白了两个真理——第一，为了美好的目的而利用卑劣的手段，是令人不齿的，也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天理人伦的。因为，如果这个立论是合宜的，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利用大多数人的这种心理通过卑劣的手段达到他们卑劣的目的。更有甚者，很多人会将他们卑劣的目的美化成美好的目的，给人一种他们为了民众的期待而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的印象。公平不允许任何人的生命和其他利益作为代价，每个人和其他利益都应当受到最尊崇的待遇。并且，如果通过正常的手段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财产，那么他们就可以有手段证明通过最残酷的手段剥夺无数人的生命、无数人的财产是具有“正当性”的。只要他们开动宣传机器，那么不论怎样罄竹难书的惨剧，都可以由貌似“正当”的动机和目的来正当化甚至赋予其无尚的“荣耀”。二战前德国宣传羸弱的波兰会攻打强大的德国，前苏假冒德军军队焚烧苏人民的村庄激起苏人民对德国的怒火，就是适例。如果“好人”声称为了高尚的目标，要与坏人一样无恶不作，才能显“雷霆手段”，我们就不能被他们所欺诓，因为他们才可能往往是万般恶的始作俑者。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仅能实现“有限度”的正义。与恶人握手，以及强调法律的保护要对好人和恶人一视同仁，是我们有限度的妥协。如果真正的好人和恶人一样，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自己的最高行动准则，那么他们和真正的“好人”的称谓和人们对“好人”的期待似乎还很遥远。我们值得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好人占大多数甚至居强势的一个时代。虽然那种允诺世界战乱地区的军阀以优渥生活、大额赃款而解放他们的人民的妥协行动，仍在不断上演。
这并不是我们丧失了勇气。我们不会永远胜利，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要把那悬在恶人头上的利刃打造得锋利、更锋利！
第二，法律不对人的生命价值赋予权重以进行对比。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要比另一个人的生命高贵。王子公主的生命的价值不能比一个平民的生命的价值高贵。法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里面的“人人”，没有区分阶级、教育程度，更为关键的是，它没有区分“好人/坏人”，也就是没有按照品行是否端正进行区分，没有把一般人意识中的“恶人”摘出去。一个不守法的、品行不端的人，和一个“好人”一样，都是法律保障的对象。而且，生命权被赋予的权重，要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类型人权的权重。所以，一个催债公司的流氓的生命，是一个“好人”的前途无法同日而语的。在对品行不端的人的生命予以保障之后，也才能更有利于保障品行端正的人的生命，也才更言出有据。
严肃放弃了伪造证据、拯救赌棍妻子和孩子的想法。他的想法，仅仅可能在赌棍丧失1年自由和赌棍妻子和孩子丧失1年自由这种自由权的权重近似相等的情况下，也不可行。
严肃也意识到了“权力”带来的危险。
普通群众无法控制舆论，无法伪造证据，所以他们受道德的拘束。而某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却可以操弄舆论，甚至可以操纵和伪造证据，如此一来道德就丧失了它的威力。把你的扁担说成是我的扁担，把有的说成没的，把没的说成有的，在加上一帮受雇以帮他们擦去他们劣迹和赞美他们“德行”为职业的文人的烘托，他们就可以像没有穿新装的皇帝那样为所欲为。
严肃把自己的审理意见报告给龟县令。龟县令批准了他的审断意见。
是月正值中秋。集市上已经有一撂一撂的地瓜新鲜上市，糕点坊各式各样的月饼还带着氤氲的热气鲜亮出炉，亮花路人的眼睛。火红的秋柿子被成塔状摆在路边摊的簸箕上。已经有人在镇上公园的道路两旁开始张罗支搭起了一盏一盏的红灯笼，为晚上的灯谜会做准备。
在瑷珲城里居住着一家未中举的、担任私塾教师的先生和他的妻子，两人有一女，姿容秀美，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年轻男子追求者众。偏巧这个女子到了南方一趟，回来后便一脑子西方开明新思想，对于婚嫁等各种习俗都有她自主的想法。私塾先生本就是受过教育，但不是死读四书五经之人，算数、工程、经世济国等学问他都有涉猎、探究。对于女人裹小脚、男人留长辫子、婚嫁由父母媒妁之人做主等旧俗，他都是十分鄙夷，所以他也非常同情和支持他的女儿的大胆想法。偏偏这天中秋节月圆之时，私塾先生大门口的墙壁上，张贴了几张用白纸书写的大字报——“崇洋媚外”、“国学为体，华夏为宗”、“以洋人为父者不配宗庙也！”字大惊人，且用红色字体书写，似乎写字之人欲将其情绪尽数宣泄在几张纸上。
私塾先生偶然出门取水看见，就将这几张大字报撕下，心中忐忑，不知他们得罪了什么人，让他们遭此语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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