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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想着，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厂回到了看守所。天彻底黑了，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显得深远，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经过办公区时，他看见所长屋里还亮着灯，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销假，便向楼里走去。
销假也就是露个面，表示“人在”即可。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说句“没事儿先走了”，所长突然招招手，让他走近了些：“还真有事儿。”
“您说。”
所长掏出烟，这次却没点，也没转肩膀，片刻把烟扔在桌上，抬头看着杜湘东：“任务有点儿特殊……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
去看姚斌彬他妈的事儿，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连刘芬芳都没告诉。当他听见所长这么说，嗓子忽然一紧，像被谁勒住了。咽了口唾沫，他才明知故问：“去干吗？”
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判下来了。”
杜湘东问：“怎么说的？”
“死刑，立即执行。”
这其实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只不过杜湘东从未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在那个年头，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况还有越狱、抢夺枪械和继续顽抗？
他再次明知故问：“这么快？”
所长回答：“已经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一个在逃犯，上个月就判了。这阵儿社会上乱，上面强调要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震慑作用，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其中就有他。至于许文革，反正已经进入了通缉程序，估计也逃不了多久。”
接着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他就是个送信儿的。本来对于死刑犯，法院只需将判决书递交本人即可，并无传达到家属的义务，但出于人道主义，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然而姚斌彬这案子又属于“从重从速”，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加之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回给了公安机关。假如杜湘东愿意，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斌彬一程，然后再去向姚斌彬他妈宣布结果，转述“可以外传的遗言”。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以免引发意外。
领完任务，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所长却也没有再提此事，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进入带电网的高墙，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是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
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也很奇怪，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时，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也没听见“xx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号房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杜湘东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电灯照在他半蜷的身体上，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
听取遗言是要隔着铁门进行的。杜湘东在栅栏外叫了一声：“姚斌彬。”
姚斌彬便缓缓地扬起一张覆盖着阴影的脸，回答道：“杜管教，你来了。”
声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你还有什么话说？”
“没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我认罪，伏法。”
“我是说……”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又转回来，“我去过你家了，你妈挺好，吃喝都不愁，邻居也挺照应她的。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到时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
说这话时，杜湘东感到自己正在进行拙劣的邀功。姚斌彬的嘴唇颤抖了起来，牙齿像发冷似的咯咯作响，一双酷似鹿类的大眼睛闪了一闪。但那眼里终究没有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杜管教，我不怨你……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
杜湘东一震，回答道：“你怨不怨我，我都得把你抓回来，也都会去看你妈。”
“谢谢您。”
“需要我给你妈带什么话吗？”
“希望她把我给忘了。”
“还有许文革……假如我能见到他，你对他有什么说的？”
“希望他比我活得长。”
说完，姚斌彬站了起来，隔着一道铁门，以齐平的高度与杜湘东对视。那一刻，杜湘东只觉得姚斌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似笑非笑，坦然而又悲怆。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把已经验明正身的死刑犯们押了出来。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人，都是男的，姚斌彬的年纪最轻。
偏在这时，姚斌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时，忽然身子往下一坠，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还以为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昏厥了，但低头一看，却见姚斌彬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裤腿捆绳子，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而此刻，姚斌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又是多么心思缜密。他即使死了，也不愿意遭到收尸人的嫌弃。
然而这点儿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间滑落。他有伤，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进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姚斌彬显现出了超然物外的专注，忘我地忙碌于这个死刑之前的小小细节。掉了又捡，捡了又掉，负责押送姚斌彬的两名战士也终于不耐烦了起来。他们也许把姚斌彬的行为视作了拖延时间或者转移注意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同时弯腰，将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来。
其中一个说：“算了，时候不早了。”
这时，杜湘东便走向了姚斌彬。他蹲下身去，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绕到姚斌彬的裤腿上，打了两个环，拉紧。做完这件事，他站起来，与对方对视了一眼。那一刻，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但杜湘东心下悚然，两耳轰鸣。
任务则在当天就完成了。杜湘东已经想不起他是怎么赶往机械厂，怎么上楼进屋，怎么面对面地告知姚斌彬他妈姚斌彬被正法了。他也想不起那女人听说消息之后的反应：她哭叫了吗？还是无声地落泪？抑或她连眼泪也没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实？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但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那也许是个无用的细节，无法挽回姚斌彬的死；但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斌彬为什么会死。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斌彬诡异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情他曾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的那天，当姚斌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今天。姚斌彬的表情、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只是为时已晚。
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与疑惑告诉姚斌彬他妈。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说了，那女人大概会疯掉。正如同他无法向姚斌彬他妈转述另一个场景：他坐着武警的军车，跟随姚斌彬赶往了刑场。那地方离市区不远，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高法工程”。囚车先进，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武警方面的负责人告诉大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下车走进去，目睹行刑过程；二是在外面听着，从枪声确认结果。几个送信人面面相觑，没人动弹，杜湘东也没动。于是武警就转身走了进去，关上大门。
过了很久，枪才响了。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那七枪里，有一枪是姚斌彬的。
这拨儿死刑犯的运气都不错，只响了一次，没人需要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