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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送走刘芬芳以后，杜湘东出了趟远门。
他对单位编造的理由是“姨病危甥速归”，所长批得很痛快，就连他妈到底有没有姐妹都并未深究。揣着假条回办公室，他本想找老吴交代几句，可是老吴不在，大概溜到哪儿去闲逛了，要不又在偷着喝酒。杜湘东只好在工作日志上留了个言，然后拎起行李准备动身。还没出门，电话响了。这两年看守所的通信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门都装了座机，不用大喇叭喊人了。杜湘东拿起听筒，打来电话的是他的刑警同学。听到那个略显傲慢又略显疲惫的声音，杜湘东却并不感到意外，好像早料到同学会唱上这么一出似的。
同学劈头就问：“杜湘东，你还在北京呀？”
杜湘东就笑了，告诉同学：“正准备出门。”
“去大同？”
“对。”
同学“哼”了一声，仿佛也早料到了杜湘东要唱哪一出，接着道：“幸亏这个电话打得及时……我只问一句，你非得去吗？”
杜湘东继续笑道：“假都开好了，也不能浪费呀。”
同学又“哼”一声：“你要不是这个脾气，咱们当初也不会较劲。那行，就看在较过劲的分儿上，我索性再为你犯一回忌。你到了地方，先去找个人，这人办案子也是老手，以前查一起跨省抢劫案的时候，我跟他共过事儿。”
说着强令杜湘东拿出纸笔，记录要找的人的地址电话。杜湘东听完，先诧异了一下：“怎么就是个交管局收发室的接待员？”在警察的序列里，这种身份简直比看守所管教还不如。同学解释，其实此人过去也是刑警，只不过前两年“摊上点儿事”，就被冷处理了，“再说你又不是领了钦命出京暗访，难道还得给你找俩特警当跟班儿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总之有个地头蛇带着，要比一个人瞎跑乱撞强得多”。
同学气呼呼的，充满了不耐烦。但听着他夹枪带棒的贬损，杜湘东心里却是一暖。有时越是关系别扭的人，反而越比朋友懂得自己。带着对刑警同学的感念，以及对那位并不存在的姨的内疚，他在郊县的车站上了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充斥着霉味儿、屁味儿和烧鸡味儿，颠簸了半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凌晨才抵达大同。杜湘东几乎一夜没睡，但也不敢歇脚，立刻去给同学介绍的人打电话。和所有单位的传达室一样，那里值班的也是一个老头儿。而此地人虽然也说北方话，口音却含混不清，说不明白就反问：“咋？”
人家“咋”，他也“咋”，好容易讲清来意，老头儿说他要找的人还没上班，让他等着。杜湘东便再三强调自己就在火车站的钟楼下，然后撂下背包，盘腿一坐。这一坐，困劲儿便泛滥上来，令人支撑不住，不知不觉迷糊了一觉。睡也睡不踏实，如同被吊在了钟摆上，一会儿滑到亮的地方，一会儿滑到暗的地方。他能够清晰地听见候车厅里有人大喊大叫，大概是丢了东西；断断续续地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才是逃犯，正在慌不择路地躲避追捕。将这两种意象拼在一处，却又衍生出了新的意象——那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捕快押着犯了事的和尚去见官，路上和尚跑了，临走前还把捕快剃了个光头。捕快醒来，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摸摸行李，棍棒牒文都在，那么和尚呢？一摸脑袋，原来和尚在这里。可他又想：既然和尚在，“我”又去哪儿了？
哦，原来“我”就是和尚。捕快想。
这得是个多笨的捕快啊。警察杜湘东想。
最后，他居然是被这个念头给笑醒的。睁开眼，心下若有所失，几乎下意识地想摸一摸自己的头。再仰望头顶的大钟，已经过了中午十一点，要等的人却还没有出现，杜湘东就急躁起来。难道同学托付的人并不靠谱？正在嘬牙花子，面前就晃出一个人来，长得瘦而高，红脸驼背，一身警服脏兮兮的，好像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大虾米般的警察不紧不慢地与杜湘东核对身份，然后绽开了一个热情的笑容，脸像干旱的土地咔然开裂：“北京同志，您不用到得那么早，坐下午那趟车也是一样的。”
杜湘东按捺不住愠怒：“你们几点上班？”
大虾米般的警察坦然地回答：“他们八点，我不固定。”
说完就带杜湘东去吃饭，吃的是一种名叫“栲栳栳”的面食：将莜面盘成细密的卷儿，放在笼屉上蒸熟，再佐以三四种汤料蘸着吃。从早上就水米没打牙，杜湘东已经饿坏了，狼吞虎咽地送下去几笼。然后他略喘几口气，催着赶紧动身。
大虾米般的警察问：“去哪儿？”
杜湘东说：“当然是镇上。我看过地图，那里离城里还有二百多公里……”
大虾米般的警察又问：“到镇上干吗？”
杜湘东差点儿又急了：“我手里有个汇款单，汇款地址是……”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断他：“你要找个刘春粟对吧？这我知道，另一个北京同志已经讲过了。既然有汇款单，就得先到邮局核查一下，不过你以为乡下的邮局说查就给你查？你有介绍信吗？你有搜查证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规范，或者说，只要人家嫌麻烦，就可以拿这些规范把你挡回去。所以这事还得在城里办。”
“那就办呀。”杜湘东说。
“你还真急。”大虾米般的警察又是一笑。
杜湘东坚持付账，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推辞，片刻领他出了饭铺，前往市中心的邮电局。坐在出租车上看着街景，杜湘东总结出了这座城市的两个特征：其一是几乎没有树，大街上光秃秃的，袒露着赤裸的地面；其二是洗澡的地方多，大小澡堂遥相呼应，掩藏着赤裸的男女。不多时进了邮电局，径直去办事大厅后面的办公室，由大虾米般的警察出面和一个干部交涉。双方明显认识，口音都像舌头底下压了个鸡蛋，只有一个“咋”说得清晰而嘹亮。啧啧有声半晌，干部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给镇邮电所打了个电话，请那边的办事员协助“处理一下”。在电话里，镇上的邮政人员表示，底单倒是有，查也能查，只不过查起来颇费时间。杜湘东他们只好等着，大虾米般的警察便熟门熟路地沏茶倒水，和干部聊天扯淡。耗了一会儿，他又转头问杜湘东，反正等着也是等着，要不要找个洗澡的地方搓一搓去。
干部也附和：“是呀，越往下面效率越低，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回音。”
杜湘东坚决地说：“我是来办事的，又不是来洗澡的。”
这种态度几乎是故意做给大虾米般的警察看的。后者只好又让干部给镇邮电所打电话，再次敦促，以示郑重。杜湘东几乎能想象那个倒霉的办事员叫苦不迭的模样，但却又怀疑人家压根儿没理他们这茬儿。就这样，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有余，电话总算响了。抢在邮政干部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之前，杜湘东一把抓过电话。
果然是镇邮电所的办事员：“找着了，还真有个刘春粟。”
杜湘东心头一亮，问：“身份证显示是哪里人？”
办事员说：“河南新乡。”
杜湘东又问：“这个刘春粟长什么样，是不是大高个儿，有棱有角的？”
办事员苦笑道：“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是管寄信的，又不是管相面的。自从私营老板到我们这里开了煤矿，来汇款的矿工特别多，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清楚。”
“你确定他是矿工？”
“我们这地方鸟不拉屎，除了矿上，哪还有别处招工。”
“煤矿离镇上远吗？”
“说远也不远，望山跑死马，而且不通车。”
杜湘东不厌其烦，接着打听煤矿的基本情况，诸如老板是谁、雇了多少人和作息时间等。办事员的耐心终于被耗尽，大概又有人过来办事，浮皮潦草地搪塞两句，“咣”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带着几分踌躇满志的神色，杜湘东转过头来，把大虾米般的警察拉到屋外。他宣布立刻动身，前往矿上，而对方如果嫌远嫌累，那就大可不必跟他同行了。反正帮他找到这条线索，也算履行了同学所托。
大虾米般的警察却又笑了：“北京同志，你怎么去？”
“当然是坐长途车……到了镇上再想办法，找不到车就走着去。”
“真有劲头。那么到了矿上，你又打算怎么办？”
这就让杜湘东含糊了。如果前往的是国营煤矿，他可以像当初在六机厂一样联系保卫科，再对矿上的工人展开排查，但私营煤矿却是另一套架构，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中，下面的人只对老板负责，跟他这种“吃官儿饭的”并不在同一条战线。又早就听说开矿的人常和“黑道儿”有瓜葛，万一有了摩擦，他可没有三言两语唬住对方的把握。
于是他只好说：“走一步算一步。”
大虾米般的警察挤了挤眼：“走一步算一步，那就是没计划。咱们都是当警察的，你的水平肯定比我高，应该知道行动之前最怕没计划。你着急我理解，但万一出了差池，事情办得成办不成另说，要是让你这个北京同志面临危险，我们地方上的可担不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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