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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许文革因盗窃被捕，并与同案犯姚斌彬策划、实施了越狱。后姚斌彬被抓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许文革长期在逃。2001年春，许文革归案。
关于许文革一案，看守所的电脑文档里只有这样一段概述。想要查阅更早的资料，电脑里却没了。后来杜湘东去问过管档案的同事，对方解释说，所里推广“无纸化办公”时有些仓促，凡十年以上的卷宗都不再专门录入。他又问手写的工作记录是否还有留存，人家的回答是：“不是重建过一幢办公楼嘛，搬家时早不知扔哪儿去了。”卷宗遗失本身，也佐证着许文革一案的特殊性：1989年到2001年，这是一名跨世纪的逃犯。
自从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许文革的那个瞬间，杜湘东就感到透不过气来。似有一团无形无迹，但又可感可触的东西包裹住他的心口，步步紧逼地往里压迫着。他又憋闷了。那不是一种生理的症状，而是心理的暗疾，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萦绕着他、折磨着他，近些年来，他似乎掌握了消解憋闷的方法，但伴随着许文革的出现，憋闷感卷土重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猛烈。许文革落网，这不是他洗刷前耻的唯一途径吗？他为什么会憋闷呢？
大概还是因为许文革的那个笑。姚斌彬式的似笑非笑。
那天夜里，杜湘东不仅没心情“沾刘芬芳的光”，而且失眠了。醒着似乎还在做梦，但梦又都是乱的。熬到凌晨五点，他终于躺不住了，便早早来到办公室，先对着那扇“整顿警容”的镜子披挂自己——大檐帽，风纪扣，板儿带，所有细节一丝不苟，镜子里中年人却无法再现多年前的英武。即便如此，杜湘东也不允许自己消沉着、邋遢着面对许文革。他费力地挺直腰杆，像拉直了一段因为反复扭曲而随时会折断的钢丝，往监舍走去。
十多年过去，看守所早就大变样了。办公楼是新建的，监舍也经过了整修，走廊不再阴森幽暗，节能灯将每一个角落都照得通透，关键地方还悬挂着监控摄像头。新所长以前当过领导秘书，是个有魄力也有能耐的人，总能从日渐宽松的预算里给单位争取到更多的份额。按照他的规划，以后的看守所不仅要在硬件上全面鸟枪换炮，职工待遇也会得到质的飞跃——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把筒子楼宿舍统统推倒，建成正经八百的单元小区。如今北京的一套房，哪怕地处郊县，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压根儿不用再做思想工作，大家都有了盼头，据说还有人托关系想往所里调呢。在一片高涨的心气儿里，杜湘东这种人就更显得多余了，多余得当他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时，反而把别人吓了一跳。
最先看见他的，是等待换岗的夜班管教。那也是个年轻人，长得胖乎乎的挺喜兴，总会让杜湘东想起以前的警校同学徐胖子——偏巧也姓徐，偏巧也是哪个头头脑脑的亲戚。小徐胖子正跷在监舍走廊里的椅子上打盹，被回响的脚步声吓了一跳，险些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他忙不迭地跳起来，见来的不是领导，松了口气，但等看清来的是杜湘东，似乎又提了口气，眨巴了两下眼才道：“杜哥，您有事儿？”
杜湘东回答：“查监。”
小徐胖子显然不相信他的说法，却笑了：“您那俩屋我替您查过了，一切正常。”
杜湘东显然也不相信小徐胖子，但没笑：“那你再帮我找个人。”
随后报了许文革的姓名、籍贯、年龄、体貌特征。其实不必说得这么详细，所有在押人员的信息都会被录入电脑，想查谁，一敲一点就全有了，但那些数据曾经在他的脑子里被反复温习，所以一张嘴根本收不住。
而小徐胖子动也没动，仍在笑：“的确有这人，不在一般监舍，来了就进‘小号’了。”
将曾经的逃犯单独关押，这表明了所里对此案的重视，也是杜湘东赞同的处理方式。他说声“知道了”，绕过小徐胖子往走廊紧里头的禁闭室走去。但眼前一晃，小徐胖子却以在胖子身上极其少见的灵活后撤两步，重新挡住了他的去路，还把胸脯子挺得老高，警服胸襟底下好像鼓出了两个小乳房。
杜湘东问：“干吗？”
小徐胖子的笑就变得为难了：“上面交代了，您不能见这人。”
“上面谁说的？”
“所长亲自指示的。”
“为什么？”
“说怕刺激您。”
“笑话。我一警察，要能被犯人刺激，早他妈别干了。”
“杜哥……”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许文革是自首的。”
说出“自首”俩字儿时，小徐胖子的眼皮垂了下去，嘴唇几乎没动，发音含混不清。那神态，就好像他本人正在进行自首。这孩子跟他关系不错，小小年纪被发配到郊县，没少到杜湘东家蹭饭，夏天晚上的两瓶冰镇汽水更是免费供应，而且似乎所有胖人都自带一种画蛇添足的善良，帮不了别人的忙，却能体察到别人的痛楚。杜湘东早年的事儿，所里的同事大多有所耳闻，因此小徐胖子已经在担忧他、同情他了。从他手里跑掉的逃犯回来了，并且还是自己主动回来的，这相当于把一个恶意的玩笑开得更加不留情面。
杜湘东重复了一遍：“自首的？”
小徐胖子只得再次强调：“自首的。所长还说您得避嫌。”
眼前的小徐胖子几乎成了重影儿，俩乳房变成四个了。对方的话也令杜湘东产生了亦幻亦真之感，简直像是身边的人串通许文革集体密谋了一出戏，只有他一个人不了解剧情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而他也知道，再纠缠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小徐胖子只是执行命令罢了。他啪地磕着鞋跟转了个身，往走廊外走去。
他去找下命令的领导。新所长是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每天六点就会出现在办公室，连带着职能部门也必须提前上班。但当杜湘东走进办公楼时，迎出来的却是管理科科长，告诉他，所长到局里开会去了。那不要紧，下午再来。杜湘东回了办公室，干坐了几个钟头居然不饿，挨到傍晚，重新去所长办公室外候着。这次接待他的仍是管理科科长，见面就一句：“所长还没回来。”然而杜湘东刚才上来的时候，明明看见所长的那台桑塔纳2000正停在楼门口。可见人家料定了杜湘东会再来，也早定下了答复他的说辞。
硬闯自然是行不通的，如今的领导越来越像领导，要想见面必须预约，否则就算违反纪律。况且，管理科的两名小伙子正警惕地盯着他呢。杜湘东只好又回办公室。偏这时，一个电话又追了过来，管理科科长告诉他：“所长让我给你带个话儿。”
杜湘东道：“他不是还在市里吗？”
管理科科长没理会这句抢白：“所长说，许文革这案子非常特殊，跟以前他跑的时候一样，上面又有大领导专门过问了。现在又是个特殊时期，所里的改扩建和集资建房正在审批的坎儿上，不能允许任何意外情况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所长的意思是，你和许文革之间必须严格隔离，你最好先离开监舍，到别的岗位上待段日子。”
“你们是怕我再让许文革跑了，还是怕我把他杀了？”
“不是我们怕，是领导怕。领导定下的主意，我也只能传达。”
于是，杜湘东转岗去了内务组。消息传开，就有几个“老人儿”替他鸣不平，说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嘛。又说管教不能挑犯人，犯人却能挑管教，这哪儿是专政机关和专政对象的关系，分明是发廊小姐和嫖客的关系。但这些怪话也只敢私底下说，不能让领导听见。而对于转岗这个安排，杜湘东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真要按照条例的要求，他现在也早就不适合在监舍干了。公然酗酒，纵容家属摆摊儿，哪一条儿不够他再写十份八份检查的？和许文革一样，他也是罪有应得。又是多么讽刺，现如今似乎只有“罪有应得”这个认识，还能说明他曾经是个有板有眼的好警察了。
好也罢，坏也罢，作为警察，杜湘东再次有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许文革。并且他有预感，许文革是一定准备“做些事情”的，否则许文革就没有必要自首了，更否则，许文革也就不是许文革了。面对生活，许文革要比自己强悍得多，强悍者一旦证明了他的强悍，就会像被上天选中一样无所不能。但因为那道隔离令，许文革虽然重现人间，对于杜湘东而言却变得越发神秘了。这种状态让杜湘东既无法自拔又无法自处，他很想找人说说。找谁呢？刘芬芳、老吴还是老所长？都不是。杜湘东觉得他能说起这事儿的，还是姚斌彬他妈。
这几年来，他每隔些日子仍会去一趟六机厂。那地方也和原先不同了，变成了一片工业废墟外加一片贫民区。厂子早已停产，作为一个老大难企业，它的运气还比不上刘芬芳所在的食品公司，没有一家外商或者私企愿意收购，留下的住户一多半儿都在吃低保。在这种环境里，要是没人照应，崔丽珍就有可能随时断米断药，还有可能被那些变得越来越刻薄的邻居们欺负。而自打从大同回来，两人之间也消除了话里有话、暗藏玄机的必要性。杜湘东曾经告诉姚斌彬他妈，许文革寄了三千块钱，只可惜按照规定，这笔钱只能由公安机关暂扣，就不能用于支付医疗费了。对于这件事，姚斌彬他妈也只是“哦”了一声，此外再无其他表态。好像在加速的衰老过程中，她学会了将姚斌彬、许文革以及她自己全都置之度外。
提起话头是在一个下午，门外照例传来了谁家婆婆与儿媳妇的互相声讨。在这个楼道旷日持久的混战里，所有晚辈统称长辈为“老丫的”，长辈则称呼晚辈“小丫的”，倒好像这些穷人祖上都是阔过的，家家养着丫头。而杜湘东正把一台窗式空调的滤网拆下来，用毛巾蘸了水擦洗——空调也是刘芬芳她二姐淘汰的，当初给了他们两台，他便把其中的一台装在了这里，却没告诉刘芬芳，只说在废品摊上卖了——他机械地挥动着胳膊，又抬头抹了把汗，突然气血翻涌，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他回来了。”
姚斌彬他妈坐在桌前，应了一声：“哦。”
“不过不能来见您，法院还得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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