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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侵权案件
“具告状人周让仙，本案苦主周士道之父。家住本邑李家庄。年35岁。
呈为小的儿子于本庄李富贵家羊圈被羊圈顶棚木板击伤花费巨资疗伤之情事。
小的儿子年方10岁，平日不受简束，性嬉恶学，小的常持棍棒追逐之，无外乎劝学归正也。士道每每于李富贵家某处羊圈躲避。因该处羊圈天棚某处木板冻裂，李富贵不尝修葺之，加之天雨滂沱，士道不慎触碰支柱而木板坠之，击伤士道，并花去巨额疗伤资费若干。
小的查本朝律例，本案当用“赎铜入杀伤之家”也。若李家驳曰本条仅得用于蓄养牲畜、牛马骤驰伤人及庸医杀伤人，而小的诉请为悬挂之物伤人，不在此例。
小的辩称：因律例条文之限，不可囊括万千之种种，唯有举一例而避无限之穷尽也。律例也许类推而适用之。如此故，“赎铜入杀伤之家”应推而准用之。
若李家驳曰羊圈乃其私有，故士道非其邀访之客，也非若酒肆食肆之宾客，故其无须顾虑士道身之安危也。且屋瓦木板非蓄养之动物，乃静态之物，不可类推而适用也。
小的辩称：虽屋瓦木板非蓄养之动物，然若李家诚然知有访客，其必担有修葺完善规避风险之发生之责也。动态则不得操危及来客身体之安全之责，静态则负有修葺凡有危及来客身体之安全之瑕疵之责也。
若李家驳曰其尝告知士道此处之风险，可免于责任。
小的辩称：据小的委托之人严肃先生查考先进之邦国之律例，告知之责乃为其次，次于勤勉修葺使来客无身体之危险之虞之责也。虽该处木板瑕疵为显而易见，常人如士道亦能辨之认之，然十岁之小儿如士道者其心智水平，不可谓其可知悬挂之木板一旦坠落可击伤之情事也。故李家告知该处瑕疵，不能免其勤勉修葺之责。
以其“知”或“应知”吾小儿士道常于此处藏身，其对士道负担之身体安全之责任应变本加厉，不但应告知瑕疵之所在，且须修葺该处瑕疵，使其不具伤人之虞也。
故此，小的料大人洞烛奸邪、铁面无私，特呈请大人判李家负担小儿士道之疗伤费用之赔偿。”
瑷珲城此时尚属于一个小县，龟县令也是刚刚从外省调任，若按照清朝县衙的设置，通常还有一个“县丞”（相当于副县长）和一个“主簿”（县财政局长）和一个“教谕”（县教育局长）和“教导”（县教育局副局长）。这都是朝廷命官。而“未入流”的官员，包括“典史”，相当于县公安局长。由于从龟县令从外地来，从事呈上达下、有时候做贿赂之事的“掮客”的，就需要仰仗他从外地带来的“常随”。一般初来乍到的官员，稍通厚黑学的，身边需要一个“恶人”，为他立威。龟县令也不例外。他可以做低姿态以融入当地的权力执行层，也可以扮白脸，杀伐决断。
因此，他的权力就像是有根绳线牵制着的，不是无限的。按照官场的不成文陋规，上要奉“炭敬”（冬天送的贿赂）、“冰敬”（夏天送的贿赂）、“别敬”（离别时送的贿赂）、“年敬”（每年送的贿赂），往下，还得忍受下属官员和其他“官吏”每每甩脸子示威。
所以，当龟县令跟严肃提到典史这个空缺的时候，他也是提了一嘴而已，并没有把话往开了说。龟县令想必是已经看过了严肃写的诉状，领教了他的才干。和他的促膝而谈，也增添了龟县令认为严肃是一个可塑之才的笃定。
严肃受到很多相亲的好评，很多肉麻的话，听得时候久了，他自己居然恍惚相信了。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三省”、“三十省”其身了一番。提醒自己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自知之明。
龟县令抛出了这个橄榄枝，严肃回到大车店写这份诉状的时候，突然像开了窍一样，明白了他的潜台词。
之所以显得“愚钝”，还是因为严肃压根也没有往“仕途”这方面想。在一个封建王朝做官难，另一方面，严肃做的一切，并没有把任何的功利当做是自己的回馈。
龟县令还免露不忿地提到了一个下属，严肃记不清他的姓名，但是知道他姓“冒”（冒英奴）。
严肃对自己在龟县令提到这件事之后没有明确地谦恭一回，感到后悔。他显得是一个不谙世事、人情不练达的懵懂青年一样。
谦恭不仅让对方感到舒服，而且也会堵住很多对他攻讦的人的嘴，至少让他们觉得你自己认为“不配”，因此丧失了攻击的火药。
冒英奴是那个和严肃有过节的衙役的同伙。
冒英奴手下和那个衙役手下都有十多个在朝廷没有任何“编制”的“帮闲”，一般追拿逃犯、监视可疑人员、征收税赋等等的临时工。
上一次堵住严肃的马车并且企图殴打他的，就是冒英奴手下的人。因为清朝规定衙役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县衙，所以冒英奴张罗了一帮手下的帮闲，给那个衙役送了一个“人情”。
严肃在受袭时没有多想，反而是回到大车店之后，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就像一个时间已经很久的伤口，最近才揭开，才让他知道疼痛一样。他是外地人，他是无权无势的人——这两点，足以让他们觉得伤害他不会有任何后果一样。
冒家不在江东，而是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由于父母是地主，多有资产和门道，冒英奴稍通文墨，也足以够得着县衙的权力枢纽。冒家和瑷珲原来的县官交往甚密。凭着冒英奴的天资，是无法考得上功名的，所以他也很乐意在衙门某一个差事。他也是奔着典史这个官职去的。
新县令的到来坏了他们的好事。他们编织的权力网络、各种卖好投机，都变得没有意义。
冒英奴也是一个好逸恶劳的花花公子。由于家里多有财资，加上天性使然，他个性倔傲，飞扬跋扈。家里的田地，从来看不到他躬耕的身影，但是，始终对新奇的事物有着永不褪灭的兴致，在担任衙役之前，始终跟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如果把他放到清末明初，他可能是一个“革命党人”；如果把他放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他可能是那些穿着喇叭裤、肩上扛着录音机的时尚青年中的一个。
虽然不能称之为“放浪形骸”，但是，冒英奴是那种看不起诚实劳动，总想异想天开、轻松“发达致富”的人。
严肃始终相信，从小就没有接受到充分的品德教育的人，是危险的。
“小恶”不除，必然损“大善”。
恶在一个人心中占据的空间，必然要驱逐善在一个中心所占据的空间。
不论多小的“恶”，对应的必然是在他心中的“善”的逐步泯灭。
换句话说，自大和自私的毛病，和一个人成年之后杀人越货之间，似乎互相没有瓜葛，但是，如果详细考察，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严肃则不然，严肃属于和任何阶层的人都能融洽相处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让他的同理心泛滥，而是确实设身处地地从这些劳动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强者接近弱者，比弱者接近强者要更容易。
所以，严肃更加觉得有必要融入这片黑土地，要知道他们所想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
东北的冬捕有的时候持续到3月份。这种规模和气氛极似农村大集的活动，常常吸引无数群众围观。
第二节 初识胜诉滋味，旧县令留下的司法黑暗烂摊子
李玉红和那个他介绍的“客户”周让仙，一个月里有好几趟往大车店跑，探听他们的案子的进展。这种通常县令只是在二堂三堂而非正堂进行“堂审”的小案子，无非是县令召集个把两个师爷和胥吏一袋烟就能当庭判决的事情。不过这种小案子突然在严肃心里变得分量沉重起来。无关乎“仕途”，无关乎个人名誉、好处，而是一旦接手了这些案件，他忽然有了个人厉害与之攸关的感觉。看似很烂的网络游戏，也会深陷其中，因为你已经被分配了角色。李和周的频繁催促，也让他心中过意不去。他是一个欠着别人人情或者别人央求他办什么事都很放在心上的人，不愿亏欠别人。
严肃一面想起李和周急切的面庞，一面又张罗着再跑一趟瑷珲。案件虽小，但是苦主近似哀求的神态，让他不好受。愁苦、穷困，在他们仅仅是青年和中年的脸上雕刻了道道印痕，似乎比家境宽舒的人们脸上下手更狠、更为频繁。穷困和走投无路导致的忧愁，不如说是一种生理反应，不是开着旁人的劝慰和鼓励就能解脱的。
严肃又来到了瑷珲。
这一次，出于龟县令的关照，他们的案子在两三天内就开始了审理。严肃往返于大车店和瑷珲城，安排李玉红和他的“前夫”以及周让仙和李地主应诉。
审理过程极为简单。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清朝律法本应该扮演主角，但是却少见他们提起。在他们审理过程中，第一，少有物证；第二，天理人情儒家礼法是“主场”，清朝律例是“客场”。
天理是能上台面的大道理、社会之伦理；人情无非是不便明说，但是待人接物、善待他人的道理。
严肃因为他的民间身份，不被允许作为辩护人或者苦主代理人身份听审，仅作为旁听人员参加听审。
在李玉红一案中，县令对严肃提出的、针对两匹马如何分配采纳“便利一方生计”原则非常的首肯。虽然看出龟县令貌似把这个点子的功劳归为己有，但是严肃还是心底里暗暗地高兴。
这个原则的取胜，看似毫无悬念，也不是什么重大的战果。但是了解清朝关于婚姻法律的人都知道，“妻”在人格上是附属于“夫”的，“夫”有权休妻，而妻子只能在称为寡妇之后才能再婚。在财产上，也是丈夫独掌财政大权，所以，这个“胜诉”让严肃倍加振奋。
在周士道诉李地主一案中，却进展没有严肃想象得那么顺利。
李地主被传唤进了“三堂”，脸上带着让人迷惑的那种自信的、旁若无人神情。严肃一眼看出，这并不是他对自己的案件胜诉有把握，而是肯定在底下使了银子（可能收的是龟县令的长随），这给了他那种底气 。
李地主和周让仙在龟县令的公案前跪下。
龟县令首先命令周让仙呈上自己的诉请以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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