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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听遥远的回声：
是什么发生在我这一代。
暗夜从四面向我压下，
像千百望远镜聚来。
上帝啊，但能放过，
莫让我尝这苦艾。
我喜欢你执拗的构想，
我也愿扮演这个角色。
可如今演的另一出悲剧，
但求此番能别用我。
可场次全已排好，
解决也无可逃脱。
我孤单，一切在伪善中沉沦，
人生啊，真非同小可。”
这恰恰能与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暗通款曲。
外界的添油加醋的传言，让严肃似乎成了一个能飞天遁地有治世奇才的旷世大侠。连江东对面的瑷珲城的一些人，也找到了他，让他为他们的官司出谋划策。严肃也并非不领情，知道这背后是县衙那些和他“结盟”的人在给他加任务，加“绩效”，托举他，让他有朝一日能主政瑷珲县的司法大任。
这其中有一个官司，是一个为了孩子的求学而上演“孟母三迁”的母亲提出的。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邻居，抱怨街道拐角处一处不店铺是一家隐秘的“风月场所”。他们的诉求很简单，这败坏社会风气的场所，不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难言之痛，也降低了沿街的店铺租金。
如果按照严肃所学，不道德、败坏社会风气的场所，对公众的危害，是可以提出侵权诉讼的。这种“风月场所”是一种公害（用英语就是public
uisa
ce），这和附近的机场飞机起降造成养鸡场的鸡群惊吓是类似的。造成的损害，比如租金不动产租金和房价的降价、养鸡场的损失和噪音造成的听力损失等等，都是可以索赔的。
但是严肃不是他们口中传扬的“魔术师”。他无法把这种侵权法的先进理念，完好无损地带到一个尚未经受在法治文明方面的“欧风美雨”之洗礼的旧中国。
就在严肃在江东的一个小屯子体验“诉师人生”的时候，在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哥萨克军队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少尉谢廖沙正在服役。
谢廖沙出生于一个铁路扳工的家庭，母亲是纺织工。家里的兄弟姐妹，也大多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铁路修理工、钟表工、理发师。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他也和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同——他似乎是从还提时代就开始了对世界的秩序和人生的意义的思考，小小的心灵从一开始就对宗教和神学有着一种不可扑灭的兴趣的烈火。
高中毕业之后，他上了神学院。虽然父母一直在抵制，斥责他的想法是“十二分幼稚”的、“你怎么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但是，他还是坚持了最初的两年学业。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尤其是他觉得在书本上的神学已经无法满足他内省中熊熊升起的、对世界秩序的思考的火焰，尤其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罗斯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从神学院离开，应征入伍，并且很快因为他的学历和学识当上了东西伯利亚省军队的军官。
一个本来做神甫的年轻人，就这样，踏上了他在遥远的东西伯利亚的不可知的不归之路。
他天生地同情劳动人民，天生的是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张为了解决俄罗斯的根本问题，恢复农奴的自由，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拥护者。在看到托尔斯泰主义被各种走马灯在俄罗斯上演的各种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至于mks主义令人绝望地边缘化之后，他又开始“喜欢”上了阅读各种mks主义的报刊读物。
这是一个冬夜，在“谢肉节”这个多神崇拜和基督教节日的“杂交”节日的夜晚，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军队礼堂里面，正在进行一场军官的联欢。
漫天的大雪争先恐后的飘洒下来，它们下落的姿势千姿百态，但是在大雪下的很急的时候，它们之间似乎又达成了一种默契，以一种互相之间平行的姿态，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从天降落。地上早已像铺了一层白灰。礼堂的外面站岗放哨的哥萨克士兵的帽子上已经湿润，这是因为停留在帽子上的雪，过了一会因为人体的热度就融化成了水。他们的眼睫毛上也铺上了一层雪。
礼堂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在谢廖沙的身边，已经有一群酒醉的军官东倒西歪，互相在聊着一些沙皇对东北的入侵和移民，相互交换着对远东地区中国人民“愚昧”、“软弱”和“猥琐”的调侃，以及对西伯利亚女人的姿色的各种揶揄。在谢廖沙旁边，站着一个他的同事，安德烈，是一个忠于沙皇的年轻军官，手里也捧着酒杯，和谢廖沙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但是，如果无产者胜利了，无产者的领头人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变成资产阶级？亲爱的谢廖沙，他们成功了，胜利了，他们就不再是无产者了。他们可以利用天下一切的资源，肯定会有一般人无法享受的待遇。无产者不是按照他们的出身判断，而是按照他们享有的待遇高低和财产多少来判断。再者说了，无产者胜利了，难道他们最先照顾和优待的不是他们的新朋旧友、家人和亲属吗？”
谢廖沙无法掩饰安德烈对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轻蔑的反感。他反驳道：
“无产者永远是无产者，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靠着剥削人、寄生在劳动人民身上而谋生的资产阶级没有的高贵品质——就是追求公平、对他人有伟大的爱心。”
安德烈看着眼前这个刚刚从神学院出来没有多久，对社会的残酷无法切身体会的年轻同事。
“但是你所说的这种“高贵品质”，难道不是“福音书”里面讲的吗？人要爱他的邻舍，要爱他的仇敌。要公平，不要以外面看人。其实这也是人类社会从最初一直到现在宣传的、都应该遵循的道理吧？”
谢廖沙说道：
“亲爱的安德烈，拜托你也看一看mks的书籍吧？哪怕是一些小册子呢？我们的公平和爱，不是一般的公平和爱。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最具体的问题——就是解决劳动人民作为一个集体被不公平对待的问题。”
安德烈继续嗤笑着谢廖沙：
“你们要靠着暴力颠倒一切，打到一切，这是人自己解决问题。这和我们的救主基督不一样，他是神变成人来拯救我们，是靠着爱解决仇恨的问题，你们是人扮演者神的角色，要靠暴力和仇恨解决问题。”
“你不要笑话我。虽然我们是通过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这难道不也符合基督的旨意吗？”
他继续说道：
“革命很快就要来了。无产者将爆发出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将一切拦阻无产者争取解放的努力的枷锁都通通打碎。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崇高的，是以前的一切的人类社会所从没有过的。并且，不但要解放无产者们自己，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包括像你和我这样的人。”
谢廖沙内心的理想主义思想，这时仿佛像敞开了一个口子的水阀，向着他的同伴倾泻。这他还不满足，他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同事，更多的人，希望他们能理解并同情这个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亲爱的谢廖沙，你现在的身份是一名沙皇的军官。如果你遇到了革命的mks主义者，你会向他们开枪吗？”
谢廖沙没有立即答复。在他的心中，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他大概率是假装他的枪法不好，避开目标射击。
人群中突然扑过来一个酒醉的军官，由于醉酒，他的大大的弯曲的酒糟鼻变得通红，嘴上的两撇胡子上挂着他的一些口水。他大大咧咧地朝他们两个开腔：
“我就说你们两个很可疑，你们在哪里聊什么呢？难道不知道最近我们要到中国黑龙江那里驻扎吗？”
谢廖沙用手挥了挥突然扑过来的酒气：
“哎，我说，格里高利，这个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
格里高利又喷着口水嚷道：
“黑龙江那些中国人，还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哥萨克万岁，我们早晚要把那些愚蠢的中国人赶出去。那些中国总督啊，省长啊，都是万恶的敌基督！”
谢廖沙这时感到对他的话不能不予以谴责，不但是因为自己以前是“神甫”的这个角色，也是因为，无论在什么人类的理念和哲学上，格里高利说的，应该是永远受到批判和诘责的。他漂亮的脸上瞬间显出父母教训孩子的那种凝重颜色：
“我说，格里高利，我看今天你喝得有点高。哎！典型的格里高利！哦，对了，还有你们一帮同伙！”
谢廖沙把“同伙”一词说的很重，以便让他的谴责更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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