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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一扬不置可否，继续往前走。走廊尽头是间上锁的办公室，龙哥掏出钥匙打开，里面竟是个现代化的监控中心，十几个屏幕显示着工厂各个角落。
“特别为谢老板准备的。“龙哥得意地指着屏幕，“哪个敢闹事，马上就知道。“
谢一扬的目光被一个画面吸引——画面里，一个女工正被两个保安拖进小黑屋。她挣扎的样子，像极了国棉厂那个年轻质检员。
“新来的不懂规矩。“龙哥顺着谢一扬的视线解释道，“总想着给家里打电话。教训两次就老实了。“
谢一扬突然笑了。他转向龙哥，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支票：“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要送三千人过来。“
龙哥接过支票，眼睛瞪得像铜铃——五百万！比他全部身家还多。
“谢老板爽快！“龙哥激动得金链子直晃，“保证给你训练得跟绵羊一样温顺！“
走出工厂时，夕阳如血。谢一扬的奔驰后视镜里，工厂大门缓缓关闭，像一张贪婪的嘴，吞噬着那些怀揣希望的下岗工人。
1991年12月5日，武汉火车站
寒风呼啸，李卫国背着行李包，站在南下的专列前。站台上挤满了国棉厂的下岗工人，有的拖家带口，有的孤身一人。所有人都穿着最体面的衣服，脸上带着忐忑和期待。
“老李，听说东莞冬天暖和得很！“王师傅搓着手，呼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风中，“电子厂比咱纺纱车间干净多了！“
李卫国勉强笑了笑。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劳务公司催得太急，合同条款含糊不清，连具体厂名都没写。但看着周围工友们期待的眼神，他把疑虑咽了回去。
“各位工友请注意！“戴着金丝眼镜的劳务公司经理拿着喇叭喊道，“上车后按编号入座，到东莞有专车接站。记住，合同期一年，提前离职要赔违约金！“
李卫国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合同复印件，那是他花了二十块钱在复印店偷偷复制的。老伴说这是“卖身契“，非要他带着。
“爸！“女儿的声音突然从人群中传来。李卫国回头，看见女儿挤过人群，小脸冻得通红。
“你怎么来了？“李卫国赶紧把女儿拉到避风处，“不是让你在家照顾妈妈吗？“
“我我查了那个劳务公司。“女儿咬着嘴唇，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你看这个“
李卫国展开报纸，是上个月的《南方周末》，一篇题为《黑中介与血汗工厂的利益链》的调查报道。文章配图中，赫然是那个金丝眼镜经理，正在某个工厂门口数钱。
“这“李卫国的手开始发抖。
“爸，别去了！“女儿拽着他的袖子，“报道说那些工厂扣身份证，打人，还“
汽笛声打断了女儿的话。专列开始缓缓启动，站台上的工人们骚动起来。
“老李！快上车！“王师傅在车厢门口大喊。
李卫国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手中的报纸。最后，他咬牙把报纸塞回女儿手里：“你先回去，爸去看看情况。要真像报道说的那样我马上回来。“
他转身冲向列车，在最后一刻跳上了踏板。透过车窗，他看见女儿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报纸，像举着一面小小的抗议旗帜。
列车加速，女儿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铁轨尽头的黑暗中。
1991年12月6日，东莞某电子厂
李卫国站在流水线前，双手因为连续工作十六小时而发抖。眼前的电路板像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河流，从他面前源源不断地流过。
“快点！今天不完成两千件别想吃饭！“监工的吼声在耳边炸响。
李卫国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从昨天到达工厂开始，他们就被收了身份证，签了“自愿加班协议“，然后直接塞到流水线上。承诺的1200元工资，现在变成了“计件工资，基础单价015元“。
“老李，歇会儿吧。“王师傅小声说，他的脸色惨白得像纸，“我胸口疼“
李卫国刚要说话，突然听见厂房另一端传来尖叫。一个女工晕倒在流水线上，周围的人手忙脚乱地扶她。
“装什么死！“监工冲过去，一脚踢在女工腰上，“完不成定额，今晚全车间通宵！“
李卫国认出了那个女工——是国棉三厂年轻的女质检员。她的嘴角渗出血丝，眼睛半闭着，手里还攥着没焊完的电路板。
一股热血涌上头顶。李卫国猛地站起来，抄起手边的扳手：“住手！“
整个车间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向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钳工。
“你们这是犯法！“李卫国的声音在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扣身份证，打人，克扣工资我要去劳动局告你们！“
监工愣了一下，随即狞笑起来：“老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他拍了拍腰间的对讲机，“龙哥的地盘，还没人敢闹事！“
对讲机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几分钟后，五六个保安冲进车间，手里拿着橡胶棍。
李卫国深吸一口气，转身对工友们喊道：“国棉厂的兄弟们！咱们被骗了！这黑工厂“
橡胶棍砸在他背上，剧痛让他跪倒在地。但令他惊讶的是，王师傅和其他十几个国棉厂工人冲了上来，和保安扭打在一起。
“老李说得对！咱们被骗了！““还我身份证！““我们要回家！“
混乱中，李卫国看见那个年轻的女质检员挣扎着爬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把一个焊枪插进了监工的大腿。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但李卫国知道，那不是来救他们的——龙哥早就说过，派出所里有“自己人“。
1991年12月7日，扬帆大厦顶层
谢一扬的卫星电话响起时，他正在审阅“江城劳务“的扩张计划。电话那头，龙哥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慌乱：
“谢老板，出事了！武汉来的那批工人闹事，打伤了我三个弟兄！“
谢一扬皱眉：“压下去就是了。“
“压不住啊！“龙哥几乎是在吼，“有个老钳工带着人冲出了厂区，现在在劳动局门口静坐！还有记者“
谢一扬的瞳孔微微收缩。他按下桌上的对讲机：“柱子，立刻联系《长江日报》的刘主编。“
挂断龙哥的电话后，谢一扬走到窗前。长江上的货轮依然在航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他的计划出现了裂痕——那些在他眼中不过是数字和利润的下岗工人，居然会反抗。
“老板，刘主编电话接通了。“张铁柱的机械臂递来手机。
谢一扬接过电话，声音已经恢复了从容：“刘主编，关于东莞那个小纠纷对，就是几个工人不适应新环境我想做个正面报道，标题就叫《转型阵痛：看下岗工人如何拥抱新经济》“
挂断电话，谢一扬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这次，他的语气恭敬了许多：“周秘书长，我是小谢。有个小事想请您帮忙东莞劳动局那边“
放下手机，谢一扬看向电脑屏幕。上面是“江城劳务“的后台系统，显示已登记的下岗工人数量：3721人。按每人抽成700元计算，就是260万月收入。
足够覆盖珠海地皮的贷款利息了。
谢一扬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调出李卫国的档案——八级钳工，二十六年工龄，家庭住址他眯起眼睛，把地址转发给了龙哥。
“柱子，“谢一扬关上电脑，“准备车，明天去趟国棉三厂。听说他们第二批改制名单出来了“
窗外，乌云再次聚集。但这一次，谢一扬已经准备好了更结实的网，来捕捉那些试图挣扎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