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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到了矿上，就是入夜以后了。
路上倒不辛苦，并未像杜湘东宣称过的那样，先坐长途车再靠两条腿翻山越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停在宾馆门口的一辆奔驰车，在那个年代被称为“虎头奔”。戴眼镜的男人没去，开车的是他的司机，刚刚诸多黑西装汉子中的一名。既然答应了刘春粟的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对方也必须配合他“到矿上看看”的要求，这是杜湘东和那位“很讲道理”的煤矿老板达成的协议。此时杜湘东知道，此刘春粟非彼刘春粟，一个刘春粟两个月前就死了，另一个多半是用了死人的身份证去汇款，这才变成了刘春粟。他所关心的故事还能讲下去。
大虾米般的警察与杜湘东并排坐在车里。自从事情谈妥，此人几乎一言不发，仿佛突然没了精神，上车以后一直看着窗外。其实他也可以不去的，而非要跟着，大概是为了履行那句“帮人帮到底”的承诺。杜湘东本想对他表示感谢，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杜湘东还想，也许这人也有个故事。
出城以后，前一半路程都是国道，几乎一掠而过。经过一片稀疏的灯火，大虾米般的警察这才蹦出一句：“就是那个镇了。”车子随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高耸的盘山路，速度也慢了下来。路况变得很差，布满深坑，不时有托底的危险，碰到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还得小心翼翼地歪到道路外侧，才能勉强腾出会车的空间。有两次，“虎头奔”的半边车身几乎悬到了山体之外，杜湘东感到屁股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好在司机很老练，把车开得有惊无险，他只是抱怨，就连老板也是轻易不愿意夜里去矿上的。
直到这时，杜湘东才体会到了远行的味道——那味道是苍凉的，还有几分豪壮。他按下车窗，呼吸了几口因为海拔升高而凛冽起来的空气。不多时，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便在更高远处望见了灯火。密密麻麻的白光闪烁，如同在半空之中扎了一座营盘。司机告诉他，“矿上”到了。杜湘东回望来路，估摸着从矿上到镇上的距离。这段山路，车开了一个小时有余，如果换成人走，恐怕一天一夜都不够用。虽然明知来往于两地之间必须得靠搭车，但他还是想象着一个孤零零的人影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景象。当然，这个景象有没有真实发生过，还取决于许文革是否就在矿上，变成了一名矿工。
一定是事先打过招呼，当车子爬上最后一段坡路，矿厂门口已经有人迎接了。那是个留着寸头的中年人，倒是传统印象里淳朴干练的工人阶级模样。车一停下，他就上前与杜湘东他们热烈握手，还专门说：“北京同志，您辛苦了。”
接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副矿长，负责这片矿区的日常管理。带领来宾穿过铁门，副矿长又相当熟练地说出一番套话，大意是：本地在历史上就是煤炭主产区，可是老国企观念旧、负担重，经营举步维艰，因而市里的领导痛定思痛，锐意改革，引入了民营企业承包矿厂、自负盈亏的新机制，使这个老大难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像他自己，就是从国企干部的身份上转轨过来的，刚开始有些“想不通”“不适应”，但很快就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干劲可比过去大多了”。场面倒像应付上级机关的视察。
杜湘东引开话头：“那么工人呢，都是从外面雇的？”
“基本替换成了农民工……当然，对于原来那些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养老问题和就医问题，我们相信组织上一定能……”
“农民工又是从哪儿招的？”
副矿长终于脱离了套话的节奏：“天南地北，什么地方都有。刚开始是到火车站招工，后来又有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中国人多，开得出工资就不怕招不上来。”
“工人一般会在矿上干多久？”
“流动性很大，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所以管理上难度很大。”
说话间就进了厂区。对于一个私营煤矿而言，这里也算是规模不小了。四下灯光耀眼，照着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平地。平地一端的暗处，模模糊糊地立着一幢二层小楼，周围排列着若干简易工棚；另一端的亮处，则屹立着山包似的煤堆，还有两辆大卡车正停在山下，大约是等待上货。都知道煤是黑的，但在强烈的光照之下，那煤山却像覆了层雪一般通体银白。而杜湘东的心不由得往上提了提。他有两个忧虑：其一是怕许文革已然不在矿上，身为一名逃犯，在一个地方赚够了钱，很可能继续流窜；其二却是怕许文革就在矿上，自己这么大摇大摆地游逛，要是恰好被他看见怎么办？在这个猫与鼠的游戏中，先被发现的那一方就算输了。因此杜湘东下意识地躲着灯走，还故意把背佝偻得更弯。好在一路上没碰到人，副矿长又把他们引向那栋办公小楼，提议“先歇歇，慢慢谈”。
屋里居然设了宴，桌上还摆了一瓶汾酒。俩警察也不客气，径自坐下，吧唧吧唧开动起来，副矿长陪在一边，不住夹菜倒酒。正吃着，却听见远处——具体说是来自地底——传来了两声巨响，让人脚下一颤，仿佛站在了随时可能腾身跃起的巨兽的脊背上。一时间屋里灯影摇动，连斟满的酒都晃出了半杯。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趣道：“不用搞得这么郑重，放什么礼炮呀。”
副矿长笑道：“我们这里需要爆破开采，响动是常有的，但从没出过事。”
杜湘东本想噎他一句：那么刘春粟是怎么死的？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但又一想，既然说好了不再过问刘春粟，跑题也没必要。再说往后还得需要这位“管事儿的人”配合呢。因此他只是问：“工人现在还在井下？”
副矿长坦然回答：“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十六小时工作制。向时间要效益嘛。”
私营煤矿都是按年限承包的，只有昼夜不停地开采，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这个账别说开矿的人，就连杜湘东也算得过来。怪不得办公楼旁边的工棚都是黑的，一点儿人声没有。他又看了看表，目前还不到十一点半，假如早上八点上班，那么离下工的凌晨时分还有些工夫。他索性踏实下来，细嚼慢咽地吃起了饭。其间本想问副矿长要个花名册来看看，但又觉得多此一举。许文革要是用本名来应聘，那他可真是个弱智了。
终于又熬过半个小时，杜湘东便拍了拍手站起来，宣布：“到矿里看看吧。”
这时，副矿长就有点儿不情愿了。他愣了愣，嘀咕道：“不是说好了来看看，打个转就走吗？您二位到底要干什么？”
事到如今，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杜湘东直言以告，他怀疑矿上有个逃犯，因此需要副矿长做的，是以下两件事情：第一，把他带到矿工从井下返回地面的通道附近，再提供一个隐秘的观察场所，保证他可以辨认每一张经过的人脸而不被发现；第二，严格保密，切勿声张。本来还可以责令副矿长把工人们集中起来，一一点名排查的，但之所以没有选择那个方案，还是害怕打草惊蛇。说实话，他压根儿不信任这位连死了人都敢瞒报的煤矿管理者。而对方听完，并未露出多么意外的神色，只是响亮地嘬了几声牙花子，好像在害牙疼。对于运营一座煤矿有可能面对的各种麻烦，这位副矿长仿佛早已习以为常。他考虑的是如何躲过麻烦，或者暂时压住麻烦，哪怕是把眼前的麻烦变成以后的麻烦也行。
杜湘东则直视对方，一手横伏桌上，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这副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公权力的姿态终于令对方屈服，或者说，对方已经完成了他的权衡。副矿长的脸上再次绽放了笑容，回答道：“您早说呀，多大个事。”
然后话锋一转，又说到这家煤矿是政府的重点扶持项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投资煤矿的老板本人也刚刚当选为政协委员。作为煤炭行业的改革标杆，又岂能容忍流窜作案的坏分子破坏抹黑？因此对于“北京同志”千里迢迢地赶来清理工人队伍里的坏分子，他们肯定是热烈欢迎、大力配合的。这时套话就不是套话了，甚而套话从来不是套话。杜湘东明白，副矿长这是在向他讲明利害呢，意思和戴眼镜的男人说过的话大同小异：警察执行任务，没人敢妨碍，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万一闹大了，谁怕谁还不好说。
而他也只能表态：“职责之内的事我一定要做，但仅限职责之内。”
双方再次谈妥，分别起身。副矿长率先走到门口，颇具表演性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俩警察往矿厂的核心部位，也就是矿井的方向而去。踩着一地咯吱作响的煤砟子，沿一条干道穿过空地，又穿过另一道围墙铁门，远远就望见了巷道入口。四下也是灯火通明，衬托得那个大洞的内部更加黑暗，一条狭窄的铁轨从洞里通出来，也传出了大地深处机械作业的震颤与共鸣。越往近走，回声就越发浩大，好像地壳已被挖穿。“砰砰”又是两声炮响，比刚才听到的更加骇人，连山顶上的碎石都往下滚了几块。
洞口却有一个铁皮搭建的岗亭，大概是清点人数和存放物品所用，副矿长走了过去，对亭子里的监工说了几句，那人便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麻布口袋。随后，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便钻了进去，灭了灯，坐下来，透过黑黝黝的窗子看着洞口。这是个适于观察的有利位置，里面的人能将外面一览无余，外面的人却无法看清里面，就连大虾米般的警察那身脏兮兮的警服也不会暴露身份，更何况外面还有俩人为他们吸引注意力。黑夜像一个谜，山岭像一个谜，洞口更像含着个谜。在等待谜底揭晓的那段时间里，杜湘东的心态竟然出奇地平静，反倒是大虾米般的警察呼吸沉重，似乎比他还要紧张。
外面的副矿长和监工也被悬念感染，刚开始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后来就干瞪眼望着铁轨。非常准时，刚过十二点，洞里传出了隆隆轰鸣，好像一个消化不良又喝了过多碳酸饮料的人正在没完没了地打嗝。接着，一列矿车开了上来，车头亮着一盏独眼似的灯。前几节车斗里却没有人，而是满载着今天的最后一批，或者是明天的第一批矿产，随后的几节车斗才坐着矿工。矿车临近洞口停下，人先下车，排着松散的队列走出来。副矿长示意监工往更亮堂的地方站了站，又迎着来人吆喝一声，那条队列便朝他们所在的方向移动过去。一切不露形迹，也可见这位敬业的领导亲自查岗是经常的事。
在杜湘东的注视下，矿工们纷纷从劳动布上衣兜里掏出一枚塑料牌，投进监工手里敞开的口袋。这是一支面目模糊、好像由影子组成的队伍，人人沉默不语，脸上黝黑一片，只有摘下安全帽时簇簇抖落的煤砟子才提醒外人他们也是实际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但即使如此，杜湘东仍对自己的辨别能力充满信心。他相信许文革的身体轮廓、脸部线条乃至走路时的姿态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如果不是印得那么深，他也不会多年以来如此憋屈。而现在，摆脱憋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一个不是，太矮。第二个不是，太胖。第三个虽然身高体型相仿，但脸又太宽太圆，几乎像一张饼。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都不是。被杜湘东否定掉的人们用原始的方式记上考勤，却不离开，又折回矿车开始卸货。因为捎了半车煤，第一趟矿车的乘客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这趟毫无发现，就只能寄希望于矿车倒回去再开出来的第二趟了。但一转瞬，杜湘东的视线锁定了在队尾的一个男人身上。一米八多，肩宽腿长，面部棱角令人联想到西方雕塑。与记忆中的许文革不同，那男人的背驼得厉害，弯成了一条夸张的弧线，但考虑到他所经历的日复一日的逃亡和劳累，这点儿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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