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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案件开庭审理。

1989年春，许文革伙同他人盗窃汽车发动机，又伙同他人于在押期间逃脱，此两项罪名成立。但对盗窃和越狱，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与1999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在量刑标准上均做出了新的规定，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再适用1989年执行的旧标准。两罪并罚，通常可以判处有期徒刑五至六年，案犯主动自首，也可酌情减判。控辩双方的争论，集中在许文革在逃期间的表现。在矿井底下救了人，这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是否可以算作立功？即使算立功，救人的过程并不翔实，证据也不充足，是否可以作为减判的理由？检察院方面提出如上质疑。一审法院采纳了检方意见，并不认可立功情节，遂将许文革的刑期定为五年。许文革一方不服，随即提起上诉。考虑到矿难有据可查，警察杜湘东又能证明案犯当时确在矿区，更高一级人民法院并未驳回上诉请求。择日再审。

这时杜湘东明白，他那份证明起到的作用，首先是拖延时间。利用重新开庭之前的一两个月，许文革的律师又在兢兢业业且效率极高地搜集其他证据。天知道他们雇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动用了多少关系，终于在河南平顶山找到了当年那位副矿长。煤矿被封、老板跑路以后，副矿长也失了业，经亲戚介绍先去了陕西榆林，后又辗转去了河南，干的都是挖山开矿的活路。被找到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尘肺病，许文革的律师立刻替他结清了医疗费用，把他送到北京，一边洗肺，一边做证。因为副矿长大部分时间都在特护病房，所以杜湘东并未与他见面，但据说那人的证词后来成了审判的转折点。

也正是在此期间，案件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在那些新闻报道里，许文革被描述成了一个“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还有一档名气很大的电视节目到看守所对他进行了专访，挖掘其“心路历程”。节目播出，反响越发热烈，不仅法律界的相关人士，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专家也都纷纷发表意见。说话的人一多，便朝着务虚的领域里去，各路人精儿又会自觉不自觉地选边儿站队，演变成了如下两种论调的激辩：第一，公平至上，资本是有原罪的，中国的资本家更是有原罪的；第二，效率优先，只有对那些“有能力的人”网开一面，社会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前者批判后者信奉“丛林法则”，后者讽刺前者要开“时代倒车”，大家离题万里，天马行空，各执一词。

这个插曲的受益者当然是许文革。把水搅得越浑，法院在量刑时，就越有可能采取折中方案：轻了不行，重了更不行。所谓“酌情”，酌的有案情、人情，当然也包括舆情。另一个间接受益者却是看守所——电视镜头里的监舍整洁明亮，管理有序，建设成绩斐然，这相当于用事实回应了近些年来针对我国司法体系的恶意抹黑。上面因势利导，把单位树成了典型，于是新所长更忙了，他得隔三岔五出去做报告，还得逢年过节带着一群眼泪汪汪的在押人员包顿饺子，以供宣传使用。

也是经由媒体报道，杜湘东才弄清了许文革的另一个身份：他已经是一家汽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了，厂子在南方，手下雇着百十号人。尽管奔驰车、一天一扔的毛巾内衣和按小时付费的律师都透露出了类似的可能性，但确切得知这个信息，还是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当然，这其中的许多细节有待补充，比如许文革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发迹”的？再比如许文革既然是个逃犯，又是如何管理资产、运营企业的？只不过除了杜湘东以外，并没有什么人真会关注那些疑点。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励志的传奇，一个暴富的神话。

也有记者深挖到了杜湘东这条线索，希望能从他那儿得到“一手资料”，从而进一步佐证那个传奇，烘托那个神话。了解对方的目的后，杜湘东粗暴地予以拒绝：“滚蛋。”

两个月后，二审宣判。依据《刑法》，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是指揭发他人或提供重要破案线索，并经核查属实，因而在狭义上，许文革的救人行为不能算作立功，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许文革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并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仍可参照相应的减刑标准处理。最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立即执行。也就是说，上诉目的已经达到。

不管怎么说，这桩跨世纪也跨过了杜湘东年轻岁月的案件，终于在法律层面上尘埃落定。许文革被移交给监狱的当天，刘芬芳提早收摊回家，炖了一锅猪下水。老所长和老吴也打来电话，如出一辙地问：“不想了吧？”杜湘东回答他们：“早不想了。”然后老所长跟他交流了养生，老吴则介绍了自己在东南亚几处海滩胜地的见闻，“都他妈大洋马，扒开屁股才能找着裤衩儿”。又过了几天，所里传达通知，杜湘东结束了短期轮岗，重新回监舍工作。可见对于他这个“老人儿”，所里还是留着三分面子的。

杜湘东却表示：“我就留在登记处吧。”

新所长以为他还在闹情绪，安抚道：“杜哥，工作离不开您。再说您当年不都是主动申请到一线、到困难的岗位上去吗？这个传统得发扬啊。”

杜湘东说：“当年是当年，现在就想图个舒服。”

他说的是实话。至此，杜湘东已经目睹许文革实现了他的全套计划：随着法制进步，当年的案子如能拖到今天再审，对罪犯是极其有利的，再加上自首和立功等因素，许文革只需要坐上不长时间的牢，就能以很小的代价洗白自己——而恰恰是因为“发了”，今非昔比了，许文革才无比迫切地渴望洗白。如果说许文革是一个幽灵的话，那么他是一个随时准备回到阳光之下的幽灵。某个年月把他从人变成了鬼，但在随后的年月里，他又从鬼变成了人。这么想着，杜湘东仿佛又身处在矿井深处，和许文革一起经历着黑暗中的天崩地裂。他仿佛还看到，当井下所有人都在仓皇失措时，许文革的眼里却闪烁着孤注一掷的光芒。许文革早就开始设计他的计划了，并为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再反观自己，却全然是一个懵懂的、被动的人，他只配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说当年的杜湘东只是承认了失败，那么现在，他还感到了彻骨的乏力。

于是他不仅从管教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进而还变成了这样一副形象：骑一辆破烂自行车，后座上斜插着一根劣质鱼竿。如果离近了，能闻见他身上酒厂起糟的味儿更浓了，还能听见他的怀里有只蝈蝈正在吱吱乱叫，听那五音不全的调门儿，好像也被熏醉了。如此全副武装的杜湘东从宿舍出发，或者找河边清静的地方下竿儿，或者到山脚下给蝈蝈挖野菜，或者去为下岗女工刘芬芳的冷饮摊上货，总之难得到所里照个面。对于单位，他有一种很公平的态度：“我不烦他们，他们丫的也别烦我。”而现在，别说领导了，就连交情不错的几个小伙子也对他敬而远之。大家除了觉得跟他混在一起“影响不好”以外，仿佛还害怕从他那儿沾到什么晦气。人们对他的称呼也变了，从“杜哥”升级成了“杜爷”。这个“爷”当然不是“爷爷孙子”的“爷”，而是“北京大爷”的“爷”。定居郊县十几年，杜湘东终于混成了一个别人眼里的北京人。

“你堕落了。”另一个北京人刘芬芳抱怨道。

“我不早这样了嘛。”杜湘东回答。

“那你就是越来越堕落了。”刘芬芳又说。

杜湘东不忿：“难道我就没有堕落的权利吗？”

听他这么反问，刘芬芳就没话好说了。也许她还在心里做了一番权衡：比之于奋发的杜湘东，堕落的杜湘东才是适合于当丈夫的。况且一个穷人，能在堕落这事儿上拥有多大的资本和想象力？毕竟不赌嘛，毕竟不养女人嘛，毕竟还知道给家里干点活儿嘛。那么堕落就何止是天赋人权，简直是值得提倡的了。而刘芬芳没话好说，杜湘东也就失去了对堕落进行深入阐述的机会。那种反思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如果说以前堕落，是因为不知道许文革身在何方，那么现在堕落，不妨可以算是他为了适应“许文革回来了”这一现状所做的努力。表面上是同一种堕落，骨子里却有不同的内涵。

如此说来，即使到了今天这步田地，许文革仍然还在萦绕着他，纠缠着他，改造着他！这个发现将杜湘东吓出了一身冷汗。

而此后的两件事，让他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第一件事发生在半年以后。那天晌午，杜湘东照例出门，自行车后座的鱼竿上挑了一只等待收纳战果的塑料袋，迎风一抖，如同旗帜，上书五个大字：维纳斯妇科。这阵子刘芬芳在闹妇女问题，小肚子疼，正好听说县城有家私营医院开业酬宾，免费门诊，便去看了一趟。杜湘东骑过看守所正门，忽听有人叫他。那声音钻进耳朵里，既刺耳又隔阂，偏又似曾相识。一歪头，就看见门前停了一辆大切诺基，车里跳下了那位上警校时总跟他较劲的同学。同学还在干刑警，因为破过几桩震惊全国的大案，现在已经升了某个城区刑侦支队的一把手了。这些消息也是在新闻里得知的。

杜湘东溜车过去，像狗撒尿似的一脚蹬在大切诺基的轮毂上，用同学当年的口气打招呼：“哟，稀客呀。”

然后他才眨了眨眼，略感茫然。这位身居要职的故人怎么会来找他，并且看那架势，还是专程下乡来找他。而自从提拔到领导岗位，同学就学会了收敛傲气，或者说，反而没必要傲气了。他笑笑，和杜湘东握手，话说得既亲热又带着责备：“打电话你不在办公室，找你们所长也不知你在哪儿。都什么年代了，你也不配个手机。”

杜湘东干硬地迸出几个字儿：“你要干吗？”

同学继续笑道：“找你核实个事儿。那事儿你可能不想提，但也请担待着。当年为了那个叫许文革的逃犯，你不是跑过一趟大同吗……”

杜湘东更加干硬地打断对方：“那案子早结了。没结之前，你们不也撒手不管了吗？”

同学道：“我想说的也不是许文革，而是你找许文革时，我给你介绍过一个当地的警察。他带你去查过线索，还跟你一同进过矿区。这人你还记得吧？”

杜湘东与同学对视，眼前浮现出一个人影。那警察瘦高驼背，满脸通红，浑身脏兮兮的，当初刚见面，他就自我介绍过，姓徐，不过后来竟忘了人家的称呼，只记得长相如同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杜湘东这辈子唯一一次过了把刑警的瘾，正是在那个老徐的陪同下完成的。追许文革时，如果不是老徐把他拽出了矿井，没准儿命都送了。

见杜湘东迟疑着点头，同学就一股脑儿地说开了。他说老徐以前是省里有名的破案能手，门路广，脑子活，关键时刻反应奇快，不只杜湘东，就连他本人也承蒙老徐救过一命。当时是到山西抓一个抢劫犯，刑警同学在路边摊上看得真切，扑上去就要按人，没想到对方从怀里掏出一把鸟铳，顶住了他的头。正在这个当口，一旁策应的老徐及时赶到，一把攥住鸟铳，把枪口抬向天上，不仅救了警察，也没伤及群众。只可惜这样一条汉子，却在最不应该的地方翻了船。他很早离婚，前妻和女儿住在太原，女儿升初中那年，因为没户口，得交一笔择校费，但穷警察又怎么交得起？恰好有个认识的生意人说能联系上省城重点学校的领导，还说择校费可以由他先垫着。虽然知道天上不该掉馅儿饼，但因为常年感到对不起女儿，老徐也决定把钱借了再说。没过多久，便发现那生意人身上还背着一起伤害案，是讨债时指使黑道把人手剁了。对方求老徐放他一马，老徐不答应，依旧抓人。到了牢里，那人就反咬一口，揭发老徐勒索、受贿。虽然打了借条，又是在不知案情的状态下拿的钱，但追究起来仍属犯忌，于是老徐被从一线调离，找了个闲职挂着。

这一挂，就挂了七八年。但却闲不下来，不光许文革这个案子，地方上再有什么棘手的案情，仍会抽调老徐帮忙。老徐也不拒绝，他也许还幻想着上面既然用他，那就还有被“摘下来”的可能性。结果到了上个月，就出了事儿。铁路警方要端掉一个列车上的盗窃团伙，知道老徐熟悉地形，请他在大同段配合一下。但前两个站点收网过早，又没把人都抓住，余下的案犯被逼红了眼，刚看见身穿旧警服的老徐上车，就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迎了上去，照着肚子攮了一刀。老徐把眼一瞪，说声“小兔崽子，拳头还挺硬”，随后一头栽倒。等送到医院，发现肝脏被捅破了，又抢救了半个月，还是没救过来。

老徐死前，断断续续还有意识。这时上面想起来，还有一位得力干警正被“挂着”，于是位复原职，立功嘉奖。以前的领导赶到医院，把那份决议逐行逐句地念给老徐听，上面列举了老徐从警生涯的诸多事迹，倒像提前念了一份辉煌的悼词。刚念完，老徐便昏了过去，过了片刻又自己醒了过来，对领导说：“还差一条呢。”

领导手忙脚乱地问：“差哪条？”

老徐说：“我还拒过贿。”

听到这话，领导就有点儿尴尬，问：“还有这事儿？”

老徐就把何时何地拒过贿说了。听着同学复述，杜湘东也想起了当年他和老徐坐在洗浴城包间里的情形：俩警察一左一右，中间夹着煤矿老板和几沓现金。

刑警同学收尾道：“凭他以前破过的案子，足够当个省级以上英模的，但非要在材料里添上一条拒贿，就有点复杂了。没过几天，老徐就突发大出血去世了，所以这事儿算是他的遗愿，领导没法儿拒绝。可他又在钱上有过纰漏，而且当年告他的人还放出来了，怕就怕再咬起来，打了英模的脸，也打了组织的脸，那样影响就恶劣了。最后上面给出意见，一定要对老徐的说法再做核查，只有证实了才敢往材料上写。他们省厅的人先找到了我，让我私下跟你了解一下，你们当年到底拒没拒过贿，当时老徐又是个什么反应……”

“我能证明。”杜湘东说，“有人行贿，老徐拒了。”

“你呢，也没拿？”

“他都凛然成那样了，我怎么好意思拆他的台。要不是他，我还真不好说。”

“你实事求是就行，不必……”

“怎么着，山西那边信不过老徐，你也信不过？”

“我说的不是他，是你。没必要再踩自己一脚，据我所知，你也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看我是他妈哪样的人？”

杜湘东吼了一声，却不雄壮，好像掐着嗓子嘶鸣。他扒在轮胎上的脚还抽筋儿似的一蹬，大切诺基纹丝不动，屁股底下的自行车先歪了，令他一个踉跄翻倒在地。刑警同学没再出声，从大檐帽底下冷冷打量着他。杜湘东叉腿坐了片刻，跳起来，一边噼啪拍打屁股，一边要过纸笔，也不回办公室，趴在汽车鼻子上写了一份证明。世事真是一环套着一环，跑了趟山西，还牵扯出了这么多案中案。他是第二次给人做证了，不过这次晚了。许文革活着，老徐却死了，还是死在一个小毛贼的手里。杜湘东一边写，一边心就疼了起来。他还感到喘不过气，得不时抚着胸口往下顺顺。用了两张纸，总算把该说的话说清楚了。同学接过材料，替杜湘东把自行车扶起来，仍未言语，走了。

过了俩月，老徐的噩耗渐渐在他心里淡了下去，另一件事却接踵而至。

杜湘东仍保持着探望姚斌彬他妈的习惯。好像脑子里藏着一枚闹钟，走得不准，但却迟早要响，敦促他去例行公事。而最近几趟过去，便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嗅到了别样的气息。先是每次进门，都觉得屋子干净了，摸摸窗台柜角，连北方城市难以避免的浮土也不见了；其次是盛米的塑料桶、装菜的竹筐总会满满当当的，甚而还有水果，并且不是附近菜市场里的寻常货色，无论苹果橘子都大而饱满，打了一层锃亮的蜡。

对于这些变化，杜湘东向姚斌彬他妈打探过。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送来的。”

这个说法无疑过于笼统，但也是标准答案。随着越发地老了、虚弱了，这半年来，姚斌彬他妈仿佛失去了辨人的能力和兴趣。从她嘴里几乎听不到完整的人名，而是用代词指称一切：我，你，他，他们。我还不饿。你来了。他把我的暖壶踢翻了。至于这里的“他们”，可以是厂子的工会，也可以是街道乃至区里的福利机构。跨了世纪以后，国家貌似从捉襟见肘的窘境里缓了过来，就连对于原先被刻意遗忘的困难群体，也能腾出手来照应了——可惜往往也就是一阵风，为的是配合什么检查什么活动。

当然，“他们”还可以是别人。杜湘东又问：“他们是谁？”

姚斌彬他妈便吃力地歪着脑袋，半晌才答：“他们就是他们。”

问也没用，再问就是故意逼人了，杜湘东不忍心。而他倒存了一丝悬念，想看看“他们”还要怎么表现。横竖也没事儿，他去得更勤了。那天又是周末，杜湘东骑着破车来到六机厂家属院，一进门，就见姚斌彬家的楼下停了一辆救护车，却不打闪灯，也不呜哇乱叫。当年翻捡垃圾的老太太早不知哪儿去了，接替她的是个中年妇女，脾气倒比前任随和，看见杜湘东，点头招呼：“来啦？”

杜湘东说：“来啦。”说着瞥瞥救护车。

妇女便意味深长地说：“崔大妈命好。”